一个被判“斩立决”的囚犯为什么如此感谢律师?

一个被判“斩立决”的囚犯为什么如此感谢律师?

魏建宽

三天前,“复旦投毒案”的犯罪人林森浩被执行死刑,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关注到了林森浩的四条遗嘱——

爸妈:

孩儿不孝,但事已至此,已经没办法回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及早地走出这个阴影。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如下:

1.我的银行卡的密码是XXXXXX,请你们用那点钱买两份礼物赠予唐、斯两位律师,不管微薄或否,都是我的心意。

2.请将我家里的一本《红楼梦》赠予鑫源,谢谢他这段时期的辛劳奔波,祝愿他能在社会上闯出一片天地,《红楼梦》里有诸多为人处世上的智慧,希望他能多读书。

3.请将我写予你们的书信给我的兄弟姐妹们看看,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开卷有益。

4.请将我银行卡中剩余的钱用于购买一些书籍,置于家中,供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后代阅读。从小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并终身坚持,不会差的。

谢谢。养育之恩容我来生再报!

                             林森浩

                            201518

    这是林案二审维持原判后,林森浩写下的。

他为何要感谢两位律师呢?正是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唐志坚、斯伟江,在他身陷囹圄之后,除了依法全力为他做“从轻处罚”的努力外,还成了他的精神导师。林被执行死刑的次日(1212日),我于媒体读到了斯伟江写的一篇文章——《他死前已是个悔过的人》,斯先生于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自己怎样给狱中的斯伟江带书的事情,所带的书,包括“一套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书,也包括《论语》《道德经》《曾国藩传》《吕氏春秋》”,还有《戴高乐传》《罪与罚》《复活》。

两位律师通过法律赋予他们与当事人见面的为数不多的机会,除了交谈案情之外,还与林森浩谈及生与死、宗教与永生、罪与罚、灵魂与拯救等人生的大问题。林在入狱一年半之后,在与斯伟江律师的对话中竟能说出这样的话:“希望我的家人要有胸怀去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斯伟江先生对他说:“这实际上是来自美国神学家莱·尼布尔的祷告词: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斯伟江感叹道:“林森浩他对生命的理解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他自己说,自己知道得还很浅薄。”在肯定林的同时斯伟江又安慰林森浩说:“人对真理的理解,就是瞎子摸象,谁也无法知道真理的全部,这就是我们需要谦卑的理由之一。但,知道谦卑,和知道你说的几点,已经有一定的深度。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到这个深度。”

林森浩不愧是名校出身,他的内省力应该说并不弱。我认为,对于林的这份内省与觉悟能力的提高,两位律师功不可没!

林森浩被执行死刑的前四天(127日),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层次不够,精神境界不够,觉悟还没到,还有一点侥幸”,因而导致自己没有勇气在被他加害的黄洋住院后说出是自己投毒。

他平静地面对可能被执行死刑:“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次偿还,我觉得这样反而挺好!”

他对生命有了思考,尽管重心还是比较多地关注自我的生命价值:“生命只有一次,时间不能倒流,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对生命敬畏,才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他甚至表示如果被执行死刑,愿意将遗体捐献。

读斯伟江先生的《他死前已是个悔过的人》,我还读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就在林被执行死刑的前十一天(1130日),林在囚牢中,对另一个犯人“有情绪”、“拍了床”,“林的说法是这个犯人经常欺负另一个缺钾无力的犯人”,而林森浩换来的却是“被铐在床边多日作为惩罚”。——在林的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他并没有万念俱灰,还竟做出了似乎有几份“侠义”色彩的举动,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律师的言辞总是显得十分严谨,对于不在场的斯伟江来说,他在叙述“林有情绪”这件事时,用上了“林的说法”这四个字。

一位被判“斩立决”的囚犯,是不需要向这个世界说谎话的,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已无欲无求。因此,我相信他对两位律师的感谢出自至诚!

做斯伟江、唐志坚这样的律师,不容易,在中国!

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那句评说老师的话:做经师不难,难的是做人师!

因为“人师”,面对的是人的灵魂!

                                        20151214

评上了“特级”,我还是原来的我!

评上了“特级”,我还是原来的我!


魏建宽


 


今天,江西第六批特级教师评选工作,尘埃落定了。在今天江西教育网的特级教师公示名单中,我沗列其中!


明天就是教师节,政府选择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公布,不言而喻,当然意在向社会传递政府尊师重教的信息。作为被表彰教师中的一员,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日子接受表彰,也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我是19858月参加工作的,开学没几天,就恰逢第一个教师节。第多少个教师节,就说明我有多少年工龄。我有时可能一时记不起自己的身份证或电话号码,但绝对不会忘了自己有多少年工龄,因为每年在九月十日前后,都会有无数信息提醒你今年是第多少多少个教师节。今年也是如此。


评上特级教师,说实话喜悦是有几份,但我已经没有半点激动,我心静如水!


我告诫自己,评上了“特级”,我还是原来的我!


今天,我给江西师大主编的《读写月报》又寄出了两篇稿子,两位编辑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施小民大哥电话中对我说,建宽你没有变,你没有将“特级教师”当成跳板,有的教师一评上“特级”,就不再写东西了。听到施小民大哥的话,我眼睛涩涩的,我对施大哥说,我建宽评上了特级,但我还是原来的我,我永远不会变!我仍然热爱读书、热爱教研,爱我的学生,我这一辈子,也干不成其它的什么事,我就是为讲台而生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况我有那么多知我、关心我、提携过我的师长、朋友!我要开出一串名字,我必须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关心,我不会有今天这些微的成绩!


他们是我要感念一辈子的人——


高万祥——张家港高级中学前校长、书记,语文特级教师、江苏名校长。20022004年是他接纳了我这样一位来自江西的语文教师至他的学校任教,他的“与大师为友、与真理为友、与科学为友”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也正是他将我的论文推荐至《中学语文教学》发表,将我真正引向了语文教研的路!那两年,留给我的是不尽的回忆!我挚爱而敬重的高校长,您退居二线了,现在可好?我可是半年没有给您通电话了。


周国平先生——当代哲学家、文学家,我不是他的入室弟子,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读者罢了。2003年,周先生竟接受了我一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的邀请,至张家港高级中学给学生作报告。自那以后,周先生就将我认作“弟子”,一直在关心我!忘不了,2004年夏,周先生将他的自传《岁月与性情》从北京寄给我,每当捧读周老师的这本书,看到扉页上周老师的手书“建宽留存”及他的签名,我就想象着周老师亲自至邮局去寄书的样子。因为事后我听郭老师说,周老师特别看重《岁月与性情》,他列出了几十位应寄书的朋友,一一签好名,然后亲自寄出,我都帮不上忙。去年他来南昌讲学,提前告知了我他下榻的酒店,我所在县城离南昌只有80公里的路程,我陪着他在开讲座的头一天下午游览了滕王阁。周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提倡的人永远都要走在朝圣路上,他认为人的高贵就在于灵魂的高贵。他是一位纯粹的人,但他决不是都市中的隐士。近年他也越来越关心教育了,这当然与他的孩子上中学与关,但这决不是全部!


2004年,我回到江西,有那么多人我必须感谢,他们是江西省教研室语文教研员何雁大姐、江西师大教授王福河先生、《读写月报》主编漆宇舟大姐、《读写月报》的特聘编辑施小民大哥、江西教育期刊社的凌美忠主任、《教师博览》方心田主编、《高中生之友》熊国国、李卫兵、郑小宁兄弟、江西省资深语文教研专家上饶市语文教研员田庞元先生、江西人民出版社办公室翦新民主任、余干县前教育局长张寒松局长、余干县教育局分管教学的陈国文局长……


说到这次特级评选,我也遭遇了评选的潜规则,过程很具戏剧性。我们一个县城教育局的人事股股长,竟当着我的面说:“魏老师,你报可以,但你只能作为预备人选报送至上饶地区。”我不知这里面有无暗箱操作,但我当时就疾言厉色地对他说:“你们评都没有评,怎么知道我就是预备人选?”


后来地区教育局领导得知此事,责令我县教育局将我的材料报至了上饶地区,最终送到江西省进行专家评审时,我的得分排在我所在地区中学组的第二位。(专家评审后进行公示是分大地区排名的)


我在我的特级教师申报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正如从事播音事业的人将“金话筒奖”视为一根衡量自己的标尺,又如电影演员将获得“金鸡百花奖”作为最高褒奖一样,我将“特级教师”的荣誉也当作喜马拉雅的珠穆朗玛。正如著名登山运动家希洛里所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我正是将特级教师的荣誉,当作我心中的珠穆朗玛,所以我一直在朝着那个目标在努力。当然如果我荣幸地获得这一殊荣,我也不会将此当作我语文教学事业追求的终点,我将会更加珍惜这一份荣誉所应该担当的使命,我会将此作为鞭策我继续前行的动力。如果我荣幸地获得这一殊荣,我将继续竭诚为我省、为我家乡余干、为我所任教的学校余干中学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以回报各级领导、专家以及所有的亲友对本人的关怀与支持。


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心情,本人才鼓足勇气参与了这次全省的特级教师评选。


也正因为如此,在正式说明我的参评条件之前,我郑重地向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及评审专家表白,以下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我的心声,我的每一项业绩都是真实的。如果有不实之辞或不实的材料,我愿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任何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虽然今天我是评上了“特级”,但这个戏剧性的小插曲,却让我对“特级评选”的过程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联想起上月发生的北大饶毅落选院士的报道,我这样的“小人物”被作践也就算不了什么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评上了特级今天并不激动的重要原因。


 


接着说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十六年前,她所在的厂子(一家国有企业)就倒闭了。她随我东飘西荡,她与我同守清贫,从无怨言。我所在的学校,是省重点中学,也是我这个有着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的最好的高中,我校大部分老师都自己在县城买了地皮建起了四层小楼,我家却依然住单元套房。现在我校大多数老师又开始买私家车了,我也“进步”了,由自行车骑上了电动车。尽管生活拮据,但我一年六七千元钱书买回来,妻子却从没有抱怨。因为她知道,书对于我来说,比人家的车与房更能给我带来快乐与充实。记得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鲁迅全集》出版了,我掏出一千多元钱将它买回来,那一年的冬天,就是鲁迅伴着我度过的!妻子的贤惠与理解,也是能让我坚定地在讲台上站下去的重要支撑!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六年前的八月一日,一场飞来的横祸让让他与我阴阳相隔,肇事司机当场逃逸,公安机关在缉拿逃犯上的不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一拖再拖,让我几乎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但是我忘不了那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父亲,在我的心里,他并没有走远。我清晰地记得他让我骑在他的双肩上,扛着我去拜访他的朋友,朋友的村子离我家的村子有十多里。父亲走在窄窄的田塍上,那是一个飘满稻香的夏日。他边指着田里挥汗耘禾的乡亲,一边教我《悯农》诗,那一年我六岁!这应该是我能回忆得起的最早的童年印记了!我还记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与我围坐在火炉旁,中堂及堂壁贴着毛主席的诗歌《沁园春  雪》《卜算子  咏梅》,这些书法作品都是父亲写的。父亲指着毛主席的诗歌,一句一句教我读,那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转眼就三十多年过去了,却仿佛还在昨天!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头一个夜晚,回来得很晚,因为那天村前的水泥路刚铺好,需要人看护,还要不时地洒潮水。那晚本来不轮着他守路,但他仍执意与护路的乡亲在一起。为修这一条路,村里要到县城相关部门申请资金,村里对干部不太放心,要选一位村民代表,乡亲将信任票一致投给了父亲。路快通车了,他却没有等到那一天!父亲出殡的那一天,乡村们都来给他送行。那一天,我真正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也能赢得周围人的尊敬。父亲教给我的很多很多,如果说我今天评上特级教师,也算是一份小小的成就的话,我真愿意相信父亲有在天之灵,我愿意让他知道我的成就的取得,其中也有他的影响!


在我的心中,父亲真的没有走远,也永远不会走远!


我还要感谢我含辛茹苦的母亲,如今她护着五个孙子孙女,他们都是我二弟、三弟出外打工抛在乡下读小学的留守儿童。


我的母亲啊,儿子虽然读了大学,儿子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有财力能让自己的老母亲安享晚年,而您即使来县城,都不愿意在我县城的家多住一个晚上。儿子愧对您啊,儿子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您永远健康长寿!


 


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今天评上了特级教师,但我依然是教师,我依然爱读书,爱学生,爱我的亲人,爱懂我知我心的朋友。


我的讲台就是我的舞台,我是为讲台而生的!


评上了特级,我还是原来的我!哪怕清贫一生,也无怨无悔!


 


                                            2011年9月9日晚十时初稿


 


 


 


 


 


 


 

徐志摩写给2011级高一新生的信!

徐志摩写给2011级高一新生的信


 


亲爱的2011级高一新同学:


你们好!


首先你们会感到很奇怪,徐志摩不是在1931年的空难中辞世了吗?怎么能隔着八十年的岁月风尘给我们写信?


不奇怪!诗人、作家总有一天会老去,但只要他是真正的诗人或作家,他在与时间的拔河中就会成为胜利者!不是吗?我的作品尽管一度被排斥在大陆的语文课本之外,但这十几年,我的《再别康桥》不还是一年年出现在高一的语文课本吗?与毛泽东、艾青、戴望舒的诗作一样,被你们捧读着?


这次给你们写信,我只是想谈谈我的《再别康桥》。


古人说:“能从歌中听出欢乐来不难,但要从歌中品出悲音来却不易!”


你们读我的《再别康桥》,或许会中了我那“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这样美丽的意象的蛊惑,或许会赞叹《再别康桥》的音韵轻婉流转之美,或许还会关注我的“浪漫而唯美”的爱情故事。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那还真不是我的知音!


世人往往解听不解赏,也不怪你们!我的《再别康桥》中有大无奈、大孤独、大痛苦与大幻灭!年少的你们不能读明白也难怪,我在你们这样的年龄也是如此,人生是一本大书,有时间让你们慢慢品读!


你们知道吗?1915年,那年我才十八岁,就与张幼仪成婚,我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呢。想象不到吧,早婚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门当户对”型婚姻,我的父亲是浙江富甲一方的实业家,张幼仪的几位兄长或为政治家,或为银行家。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场注定没有什么爱情的婚姻!


1918年,我横渡大洋,留学美国,先学历史,后修经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0年,我仰慕英国的大哲学家、大作家罗素,仅仅就为这一个原因,你们不会又感到奇怪吧,这就是青年人的激情啊,我又渡海自美国到达了英国。


也就是在英国,我与林徽因邂逅相逢,陷入了一场千夫所指的情感漩涡!我之所以与结发妻子张幼仪后来协议离婚即与此与关,但林徽因终于嫁入我的恩师梁启超先生的府门,成了他的公子梁思成的妻子。


但是剑桥求学的生活,成了我一生最美的回忆。


我的眼是剑桥大学的康桥教我睁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是康桥告诉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冒天下之大韪,与父母“赐”给我的妻子张幼仪协议离婚。尽管我与张幼仪分手及追求林徽因,遭到我的恩师梁启超的当头棒喝——“兹事恐弟将终身受良心之重罚无以自宁。”但我认为先生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大棒”来规劝我,这与我所受的西方教育重个体灵魂的自由的观念大相径庭。梁先生的话旁人听起来,如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但我认为这正是中西方对待个体自由与幸福的最大不同!我回信决绝地向梁先生表示:“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我的求知欲也是康桥给我拨动的,在剑桥时期,我结识了狄更生,如愿以偿地拜访了罗素,让我知道了世界之大,思想之深邃!


192210月,我回到上海。我活跃在文坛,发起成立了“新月社”,主编过《晨报副刊》;我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上海任教期间还兼职于东吴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我接待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全程担任他的翻译。不过,在个人生活的空间,我却陷入了窘境。我与张幼仪离婚,差点让我被世人道德的唾沫淹死,追求林徽因又无善果,我转而追求朋友之妻陆小曼,并于192610月牵手成婚。但是我与陆小曼的婚姻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我同时在三所大学任教,薪水加稿酬每月几近一千大洋,这是大作家鲁迅、郁达夫也无法与我相比的,但我家仍经常寅吃卯粮,可见我的“阔太太”挥霍奢侈到了何等程度。


更令我沮丧的是,东渡美国求学时,我曾立志要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他可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宪法起草者啊。剑桥求学时,我也憧憬自己学成归国之后能一展雄才,可是1928年的我呢,却正疲于为生计奔命。我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竟然大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满怀失落与迷茫,于是想到重温旧梦,于是想到去消解消解愁闷,于是再次启程赴美、赴英,于是就有了《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是我重游剑桥之后,告别英国、告别剑桥而写的。吟出这首诗的地点,不在英国,那时我正航行在返回祖国的大海上,船已驶至中国海。我站在航行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上的航船甲板上,满天的星斗似乎触手可及,于是我又想起了我重访剑桥时的黄昏与夜晚,于是就有了“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西天的云彩”,是我归途中翘首回望已远在天边的剑桥的象征啊!它正离我越来越远,那是我的一场青春的幻梦啊。人们不是说,彩云易散吗?我的梦就消散在那里!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是啊,剑桥康河之畔的金柳,美如新娘,但毕竟是夕阳中的新娘,她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但毕竟还是幻影啊!


康河柔波的水草再多情,油油地招摇我,即使我愿意做她康河的一条水草,但我还是不得不离她而去。现实毕竟是冰冷的,坚硬的。


康河榆树成阴,潭水碧绿,清澈见底,在我的幻觉中,我觉得她美如雨后天上的彩虹,可是彩虹虽美,却毕竟是短暂的,易逝的!


剑桥重游,我是去寻旧梦吗?当然是!我独自撑着长篙向康河幽深的河道驶去,头顶依然是繁星满天,却没有昔日朋友的欢笑与放歌。


我本为寻梦而来,寻回的却是满心的落寞与感伤,无奈与孤独。悄悄地离去,成了我惟一的选择。那个晚上,康河静默得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星星似乎也在嘲笑我的多情。只有夏虫最知我的心,它们也仿佛明白了我的怅惘,以沉默陪伴我。这正应了杜甫的一句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谁说草木花鸟无情?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真的,我的确也带不走康河的任何一片云彩!


因为我作别的不是西天的云彩,而是我年少轻狂的豪情与梦想啊!


 


同学们,你们生逢盛世,真羡慕你们啊!我徐志摩祝福你们!我在听着你们朗读我的《再别康桥》呢!这或许是身为诗人的我唯一的慰藉!


愿你们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沁园春 长沙》:永远值得保留的高中语文第一课

《沁园春·长沙》:永远值得保留的高中语文第一课


魏建宽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揪心的时代。


这是一个已经数十年没有弥漫硝烟的相对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已经基本衣食无忧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对航天英雄杨利伟、科学家袁隆平也会心存敬意的时代。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这是一个价值观已经多元化的时代。尽管郭美美炫富引来数以百万计网民呸声不断,但在2011年广州番禺长隆比基尼小姐总决赛上,11号选手“想成为郭美美”的言论仍引来不少年青人的认同目光;尽管200910月长江大学何东旭、方钊、陈及时三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为救落水少年而奋不顾身献出生命,但匪夷所思的是,同时竟然有人挟尸要价迟迟不愿打捞英雄的遗体;尽管我们的社会在朝着追求公平、公正的目标大步前行,但2009年的夏天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事件——重庆考生何川洋的父母为了达到顺利地让儿子升入全国名牌大学,竟不择手段地为儿子民族身份造假以谋取录取加分。


生逢这样一个时代,生活在一个不少人已经向权力、向庸俗、向金钱、向名誉拜倒了下去的时代,我们还要不要坚定地进行崇高的理想主义教育?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教育,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一改再改,但仍然始终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定为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第一篇课文,无疑是对理想主义的肯定、坚守,是对崇高品质的张扬与传承!


 



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不是理想主义者,那么他这个人终其一生也很难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我重读重教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最大感受!如果这一逻辑前提成立,那么我们更应肯定《沁园春·长沙》永远保留于高中语文第一课的必要!


《沁园春·长沙》写于1925年秋,这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二岁了。就在1925年的前数年,毛泽东已经坚定地将自己的理想确定为成为一位职业的革命家,已经将自己的理想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我阅读的众多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性质的著作中,一部书如闪电,如惊雷触动震撼了我,那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写作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内有毛泽东敞开胸怀接受斯诺访谈的谈话纪要。1936年那年,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访谈,从毛泽东的自述中,我们读到了一代伟人怎样从一位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产党的领袖、红军领导人,也明白了一代伟人有着一段怎样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真正走出了韶山,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铿锵誓言,踏进入了湘乡县的新式学校东山学堂,一年后他又跨入了省城长沙的大门。在湘乡县于在省城开办的中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同盟会领袖之一的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第一次由《民立报》了解到遥远的南方的广州,第一次知道了黄兴于广州领导了一场起义,第一次明白此次起义有七十二位英雄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捐躯殉难。不过,此刻的毛泽东仍不能区分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与主张以武装力量推翻清朝帝制统治的孙中山的异同。


1911年,深受武昌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起义的新军,但不过半年,孙中山就被迫让出革命胜利的果实与袁世凯。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随后以第一名的入学考试成绩进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不到半年毛泽东又退学在省图书馆自学。


1913年,毛泽东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一读就是五年。正是这五年,毛泽东自“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


 



长沙一师就读的五年,毛泽东与同学萧瑜利用暑假“没花一个铜板”,靠给他人写对联等方式竟游历了湖南五个县,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双脚去触摸脚下那正在呻吟的多难的土地,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有意识地与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接触。这样的游学,是对人的生存意志的考验,也是毛泽东终生信奉的“实践出真知”的行动体现。由此为原点,几年后的1926年,毛泽东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一篇初步体现了毛泽东“由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割据夺取政权思想的奠基性的文章。


长沙一师就读的五年,毛泽东曾发起成立学生团体“新民学会”。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新民学会)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此刻的毛泽东与他的志同道合的同学已经将个人交付给了国家、民族,此刻的毛泽东将个人的情感问题与“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价值天平上称量,毫不犹豫地向后者倾斜!历史告诉我们,新民学会诞生了诸如蔡和森、李维汉、夏曦、何叔衡等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与他的青年同学的情怀,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啊!那是一种决心为解民族于倒悬、救苦难的中国于水火而决心牺牲个人一切的伟大理想,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永远值得称颂的崇高理想!


19186月,毛泽东毕业告别长沙一师,奔赴北京。在北京,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开始大量阅读马列主义名著;在北京,他接触了胡适,明白了什么是自由主义;在北京,他受教于著名进步报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邵飘萍,懂得了新闻对于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价值。19194月,作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人之一的毛泽东却没有选择出国,而是毅然返回湖南长沙。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在长沙发起与领导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游行、罢课、罢工运动。虽遭张敬尧暴力镇压,但毛泽东百折不挠,于12月亲率湖南请愿团直赴北京,争取到了各界爱国进步力量的支援。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靳云鹏不得不接见毛泽东,并将张敬尧调离长沙。这场轰动全国湖南的运动,以毛泽东大获全胜而告终,而1919年的毛泽东,才年仅26岁啊!——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


也就是在1919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了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毛泽东动情而又不无悲怆与愤激地这样写道——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这是黄钟大吕之声,这是一群“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手笔,这是锋芒直指张敬尧等北洋军阀的檄文,充满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檄文!


世人大多将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解读为1917年毛泽东于长沙一师就读时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畅游湘江、博击风浪,这无疑没错。但我更愿意解读为毛泽东与他的青年战友勇敢地投身在时代的激流中,“到中流击水”,掀起更多的冲天的革命巨澜!


 



 


毛泽东的革命轨迹也印证了这一点: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1924年,孙中山接受国共合作的主张,毛泽东至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3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冬天,毛泽东回湖南养病,拖着病体成立了韶山党支部并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


湖南湘潭一带的地主恐慌了,他们要求湖南省长也就是军阀赵恒惕抓捕毛泽东。但毛泽东得到好心人的通报,扮作乡村郎中(医生)星夜离开了韶山,决定取道长沙转赴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又一次来到长沙,伫立湘江之畔,遥看橘子洲头,独对明丽高远的秋景。纵目远眺,岳麓山枫林如火,湘江向北逶迤而去,江面千帆竞发;仰观蓝天,雄鹰展翅翱翔;俯视江流,鱼儿轻快自由地游弋。面对此景,毛泽东忍不住发问,一切生灵在秋光里都在竞相自由地生存,而我脚下这块多难的土地,还有我这多难的国家,他的命运的主宰又是谁呢?


毛泽东几十年后曾这样解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说的是北代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作主。”这份自白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入口,一道通向1925秋天伫立于湘江之滨的毛泽东心灵世界的入口。由此,我们明白了一代伟人青年时代就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博大胸怀;由此,我们明白了一位伟人陷入颠沛流离乃至虎口余生的窘境中,仍矢志不改信仰的那一份坚定与执着;由此,我们结合诗歌尾声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之句,也就更能明白《沁园春·长沙》不愧是一曲迸发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情愫与英雄主义气概的诗篇!


 



 


读埃德加·斯诺1936年写作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我没有忽略一个细节,那就是长沙一师就读时与毛泽东徒步游历的萧瑜的命运。1936年的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谈时这样谈及萧瑜——


“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独立与解放的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并因此而彪炳千秋。


萧瑜,却成了变节投敌者,成了盗卖国宝出逃的窃贼!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昔日志同道合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命运轨迹却有着如此的反差,留给后人的思考难道不是很多吗?


对于《沁园春·长沙》,我希望永远保留在我们高中语文课本的第一册第一课,让他成为每一届踏进高中校门的学子认真思考与领悟的课文。


作为语文老师,我爱这样的第一课!


                                            2011年8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