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说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的,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传,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的。也就是说,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势力心。一句话,最无人之心。

孟子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这一点不比孔子,孔子坚如磐石。最早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后辈好像和孟子有些过节,他对孟子的批评非常地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愤的味道。这与他一贯的公允平实大相径庭。到东汉更有王充,用极为刺眼的《刺孟》来刺他。不过,总体而言,荀子批孟乃学术之争,颇有创见;王充《刺孟》虽然不免强辞夺理,乱刺一通,但他的着眼点仍在寻孟子的逻辑错误与言行矛盾,并还真的找出了一些孟夫子在夸夸其谈时犯下的错误,对我们颇有启发。而后来的一些卫道士们对孟子的批评就不同了,他们批评孟子,不是学术之争;相反,他们对孟子的那一套政治构想是无条件赞同的,他们批评的是孟子的人格。在与君主的关系上,孟子大丈夫气太足了,使乐于做妾并做出甜头做出味道来的他们颇为心烦。比如程颐,他赞孟子仁义,赞孟子养气,赞孟子性善,赞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赞下来,却在另外一处停了下来,瞧来瞧去不顺眼,嗅来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气”——他说对了——“才有英气,便有圭角”——他又说对了,鼻子灵,政治灵敏度高。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颜色是第一位的——“英气甚害事”——害什么事呢?照他的意思,当然是害成圣成贤之事。但我还是戳穿了他说,害成妾成臣之气。我读程朱的文字时总是全身不舒服,不,不是不舒服,简直是活受罪。我不知道明代的读书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还是去做贩夫走卒的好,而决不能去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得读程朱呀!

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颐,照他看来,孟子若去掉英气,磨去圭角,圆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样整日龟缩在一己的养性斋中做所谓的道学,养所谓的心性,对天下汹汹罪恶装聋作哑,以麻木不仁为圣贤气象,以无同情心无良心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圣。成了?我看是成了了吧?那个程朱的道学,我越看越像妾学妾妇之道是什么呢?孟子早就说过了,也点破了:以顺为正”!“以顺为正了,还能有英气么?

我喜欢孟子,乃是相较于程朱们的,就人格而言,我喜欢堂堂正正的刚烈汉子,而讨厌那种百媚干娇的温软小妾。孟子比起程朱,确乎是顶天立地的豪杰,硬汉子,他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使得二程朱熹之流愈显卑弱而孱头,他的粗嗓门发出的是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愈显程朱们的声音如尖细的秋虫之鸣。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恰如夫妻关系。有时文化甚至连妻的地位都没有,而是妾。妻妾很小心地侍奉丈夫,温柔敦厚,即便怨也不能怒,即便哀也不能伤。夫为妻纲君为臣纲是并列的,文人一旦做了,君就是他的纲,而合成一个新词叫臣妾。可见做了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员后,便如同做了妾,臣为君所弃,或降职,流放,亦如同美人之失宠,打在冷宫。这一点,连旷代的大英雄,以五十人冲入对方五万人大营活捉叛徒的辛弃疾也不免,他就以汉代失宠于汉武帝的陈皇后阿娇比喻自己失意于宋孝宗。我在教学中,每当讲到他这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评语)的《摸鱼儿》词,便心灰意冷。纵使你有万丈雄心,碰到哪怕是像宋孝宗这样的庸碌的君,你不也一变而为温婉又悲凄的小妾?这种文化传统太可怕了。

但在孟子的时代情形还不是这样。至少那时候诸侯多,又没有包办婚姻,更没有一女不事二夫之说,所以,可以移情别恋,也可以独身。孟子就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宁做处士(这个也是处女的处呢),也不随便入你彀中。他在齐国就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在不治中保持议论”——也就是文化批判的权利、自由与视角,保持文化的独立品格,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妾妇之道也就是为臣之道,他不愿意顺,所以他不臣。他要使自己的自由绰绰而有余地。他还说,大德者不官不王,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无牵挂,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

李贽曾倾心赞美齐宣王为一代圣主,这个意见我也是同意的。至少从胸襟气度上讲,古往今来,比得上齐宣王的还真不多见。让一帮人在他身边不治而议论,专挑他的不是,他还供给这些人很不错的饭碗、别墅和车辆,宣王大矣哉!

宣王的资质秉赋也很不错,所以他成为孟子最好的对话者。哲学往往就是在智者之间的对话中自然生成。不过像孟子那样盛气凌人,党同伐异,——般人是不愿意和他辩论的。他在稷下学宫就好像没人和他辩。他的好辩名声太大,而且一辩就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辩论风度极差,一点也不费尔泼赖。甚至辩不过就骂,比如他骂杨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种骂法,人们当然对他敬而远之。孟子此时会有独立荒野,拔剑四顾无敌手的寂寞吧。这时齐宣王常派人来请他去聊聊,实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还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王来见他!他先糊弄出一个理论根据,说人受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大,地位高。宣王只占了一条地位高,而我孟子占了两条,二比一,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孟子的朋友景丑就责怪孟子说:我是常常看见齐王敬重你,而从未见过你何时敬重过齐王。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反而端起碗吃人酒肉,放下碗骂人爹娘,颐指气使,大大咧咧,如同别人欠了他什么!宣王位尊权重却没有点蛮横之状,反而恭敬有加,小心翼翼地听从教训,如同犯了错误的学生:这是理想的文人与侯王的关系,也是理想的的关系。我们算是在孟子那里见着了,就凭孟子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点,他也理当受我们三拜。

孟子好骂  他骂杨墨,但他更骂诸侯。他常常骂得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对梁惠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恼火,一则当面骂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这简直是说出了专制君主的共同兽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则背后骂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当时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我以为,在先秦,有五种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种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么?就是大丈夫!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

大丈夫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人格史。
    我们再看看孟子大丈夫的表现。孔子是畏大人的,而孟子则越是在大人面前,越是昂藏一丈夫。

他们的那种种腐朽与堕落的生活,即使我得了志,也不愿意做,那我为什么还怕他们呢?真正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种正大光明,这种浩然正气,使得一切蝇营狗苟者都黯然失色。只有在这种伟大的面前,君才会。孟子大倡民贵君轻,不亦宜乎!
待文王望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我很惊讶这样的话出现在孟子的作品中。我想,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光辉顶点。伟大的人民能管理好自己,他们不需要圣贤与帝王的安排!“从来也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孟子的这种人格,也是时代的赐予。孟子是他那个时代原野上的参天大树,也仅仅那个时代的原野可以有参天大树。随着专制渐深,能生长的也只有一些无人知道小草,而满足于大地把我拥抱,太阳把我照耀了。这些小草没有精神,没有性情,当然也就没有寂寞,没烦恼。时乎!时乎!明太祖朱元璋,就不能容忍孟子。他年轻时不读书,只杀人。待到杀上王位,才开始读书。一读,才知道那大名鼎鼎的在孔庙里配享孔子,受后人祭拜的孟夫子,原来对权势是如此的大不敬!专制魔王大动肝火了,他破口大骂:这老东西如果生在我明朝,他能免于一死吗?”

朱皇帝恨不得把他大明王朝的鬼头刀伸向先秦,去砍杀孟轲。他可能在他阴森森的宫殿中谋算过,要学伍子胥去掘坟鞭尸吧!至少他是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来了,把他的书删节了,还让卫士们用箭射他。我在六百多年后仍能听到朱皇帝咬牙凿凿,仍能看到他眼中的邪火闪闪,但反过来看,一个人的文章能让千年之后的暴君恶棍如此咻咻不已,肯定是好文章,暴君的切齿声,是对文章的最高评价。

但朱元璋的这一骂,也使我悚然而惊:孟子如此大倡民贵君轻,辩才无碍,口若悬河,理直而气壮,气盛而言宜,若在后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早就祸从口出,断送老头皮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做亚圣,与孔子一起享用冷猪肉?

 

孟子式的大丈夫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钩沉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20051221

《中国青年报》记者 徐百柯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一口,不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乃多多观察生活,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被判“斩立决”的囚犯为什么如此感谢律师?

一个被判“斩立决”的囚犯为什么如此感谢律师?

魏建宽

三天前,“复旦投毒案”的犯罪人林森浩被执行死刑,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关注到了林森浩的四条遗嘱——

爸妈:

孩儿不孝,但事已至此,已经没办法回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及早地走出这个阴影。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如下:

1.我的银行卡的密码是XXXXXX,请你们用那点钱买两份礼物赠予唐、斯两位律师,不管微薄或否,都是我的心意。

2.请将我家里的一本《红楼梦》赠予鑫源,谢谢他这段时期的辛劳奔波,祝愿他能在社会上闯出一片天地,《红楼梦》里有诸多为人处世上的智慧,希望他能多读书。

3.请将我写予你们的书信给我的兄弟姐妹们看看,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开卷有益。

4.请将我银行卡中剩余的钱用于购买一些书籍,置于家中,供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后代阅读。从小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并终身坚持,不会差的。

谢谢。养育之恩容我来生再报!

                             林森浩

                            201518

    这是林案二审维持原判后,林森浩写下的。

他为何要感谢两位律师呢?正是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唐志坚、斯伟江,在他身陷囹圄之后,除了依法全力为他做“从轻处罚”的努力外,还成了他的精神导师。林被执行死刑的次日(1212日),我于媒体读到了斯伟江写的一篇文章——《他死前已是个悔过的人》,斯先生于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自己怎样给狱中的斯伟江带书的事情,所带的书,包括“一套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书,也包括《论语》《道德经》《曾国藩传》《吕氏春秋》”,还有《戴高乐传》《罪与罚》《复活》。

两位律师通过法律赋予他们与当事人见面的为数不多的机会,除了交谈案情之外,还与林森浩谈及生与死、宗教与永生、罪与罚、灵魂与拯救等人生的大问题。林在入狱一年半之后,在与斯伟江律师的对话中竟能说出这样的话:“希望我的家人要有胸怀去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斯伟江先生对他说:“这实际上是来自美国神学家莱·尼布尔的祷告词: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斯伟江感叹道:“林森浩他对生命的理解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他自己说,自己知道得还很浅薄。”在肯定林的同时斯伟江又安慰林森浩说:“人对真理的理解,就是瞎子摸象,谁也无法知道真理的全部,这就是我们需要谦卑的理由之一。但,知道谦卑,和知道你说的几点,已经有一定的深度。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到这个深度。”

林森浩不愧是名校出身,他的内省力应该说并不弱。我认为,对于林的这份内省与觉悟能力的提高,两位律师功不可没!

林森浩被执行死刑的前四天(127日),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层次不够,精神境界不够,觉悟还没到,还有一点侥幸”,因而导致自己没有勇气在被他加害的黄洋住院后说出是自己投毒。

他平静地面对可能被执行死刑:“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次偿还,我觉得这样反而挺好!”

他对生命有了思考,尽管重心还是比较多地关注自我的生命价值:“生命只有一次,时间不能倒流,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对生命敬畏,才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他甚至表示如果被执行死刑,愿意将遗体捐献。

读斯伟江先生的《他死前已是个悔过的人》,我还读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就在林被执行死刑的前十一天(1130日),林在囚牢中,对另一个犯人“有情绪”、“拍了床”,“林的说法是这个犯人经常欺负另一个缺钾无力的犯人”,而林森浩换来的却是“被铐在床边多日作为惩罚”。——在林的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他并没有万念俱灰,还竟做出了似乎有几份“侠义”色彩的举动,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律师的言辞总是显得十分严谨,对于不在场的斯伟江来说,他在叙述“林有情绪”这件事时,用上了“林的说法”这四个字。

一位被判“斩立决”的囚犯,是不需要向这个世界说谎话的,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已无欲无求。因此,我相信他对两位律师的感谢出自至诚!

做斯伟江、唐志坚这样的律师,不容易,在中国!

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那句评说老师的话:做经师不难,难的是做人师!

因为“人师”,面对的是人的灵魂!

                                        20151214

吟到梅花句亦香第31辑——主题词:欧亨利与小说阅读

吟到梅花句亦香(第31辑)

魏建宽/选编

——镇海中学2015级学生阅读日知录

走近课文《最后的常春藤叶》作者的心灵世界——推荐《欧·亨利:曼哈顿的囚徒小说家》

高考小说阅读——2008课标卷《二十年后》·2015浙江卷《拾烂纸的老头》·2008江苏卷《侯银匠》

2015121  农历十月廿一
星期三 
小雨

欧·亨利:曼哈顿的囚徒小说家

周 斌

《文史参考》20129月(上)

《读者》2012年第22期“人物”栏目转载

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圣诞节的夜晚,穷街陋巷里的一套公寓,当钟表指到七点钟时,麦琪紧张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她卖掉了唯一令她自豪的一头秀发,只为给丈夫的祖传金表买一条相配的表链作为圣诞礼物。但她不知道,迈着疲惫脚步回家的丈夫已经卖掉了金表,只为买下那套她做梦都想要的发梳。当麦琪为丈夫打开房门…… 

这是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中的高潮段落,自从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后,其中的意外与感动,早已经成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对于这篇故事,许多人都能脱口而出作者的名字——·亨利,他创造的·亨利式结尾令他享誉世界,但是很少人知道,支撑·亨利这个笔名的是一段充满了悲情而绝望的人生。

唱了三年小情歌

1862年,在秋风暗袭的九月,欧·亨利出生在美国中部的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父亲是一个酗酒的医生,生活混乱没有节制,母亲在他三岁时因结核病而去世,贫穷令欧·亨利读完高中后就被迫辍学,在叔叔的药房里学习当一名药剂师,欧·亨利认为这份学徒工既伤自尊又无聊,但却不得不干了五年。

1884年,22岁的欧·亨利来到得克萨斯的首府奥斯汀,在这里他干过歌手、戏剧演员、药剂师、绘图员、记者等很多职业,最令他感到畅心快意的是他遇到一个名叫阿索尔·埃斯蒂斯的17岁姑娘。未成年的阿索尔还在上中学,但是被爱神射中了的欧·亨利管不了那么多,天天抱着吉他和曼多林琴对着阿索尔唱情歌。 

188771日夜晚,被欧·亨利的小情歌缠绵了整整三年后,刚刚参加完中学毕业典礼的阿索尔迫不及待地拉着欧·亨利冲向奥斯汀的一位牧师家,请他证婚。

知道女儿的疯狂行为后,阿索尔的母亲非常愤怒,她本来希望女儿钓个金龟婿的,没想到就这么轻易跟着一个穷小子跑了。婚后,欧·亨利与妻子阿索尔生活美满,虽然贫穷,但是妻子热情地赞美欧·亨利偶尔展露的文学才华。在妻子的鼓励下,欧·亨利的文字在结婚当年就登上了当地的一家报纸

逃亡到洪都拉斯

婚后第二年,欧·亨利的幸运指数好像用完了 

他的儿子在襁褓中就夭亡了。家庭的重担,令欧·亨利不得不放弃写作,去寻找一份薪水更多更稳定的工作。1891年,他成功地在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谋到了一个出纳员的岗位。 

·亨利工作心不在焉,令他屡屡遭到顾客的投诉。1894年欧·亨利被联邦银行检查员发现账目错误,不得不辞职。

回到家,不甘心的欧·亨利决定大干一场,他花了250美元雄心勃勃地买下奥斯汀一家当地周刊杂志,将它更名为《滚石》。·亨利的《滚石》与音乐无关,他要把它办成一份幽默杂志。欧·亨利一人身兼数职,当编辑又当出版商,自己写文章,自己画插画 

但是这份事业欧·亨利只坚持了一年,就不得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他将这份杂志卖回给原来的股东,自己应聘到《休斯敦邮报》工作,他既当记者又当专栏作家,十分劳累,每周的工资却仅有15美元

《休斯敦邮报》的工作刚刚有了起色,欧·亨利却突然接到法庭的传票,被告知他因为两年前的银行账目问题受到盗用公款的起诉,欧·亨利也被暂时关押起来

岳父慌忙将他保释出狱。在出庭受审的前一天,这个本来并不严重的诉讼却令欧·亨利崩溃了。他被自己出类拔萃的想象力吓坏了,未来丢人现眼、身陷囹圄的可怕生活场面一直折磨着他,欧·亨利逃跑了。他一直跑到了中美洲的小国洪都拉斯才停下来。在洪都拉斯,欧·亨利开始写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白菜与国王》。

狱中狂写短篇小说

18972月,爱妻阿索尔在结核病的折磨下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欧·亨利不顾一切地赶往奥斯汀。到达奥斯汀的那一刻,等待他的是意料中的拎着手铐的警察。 
为了让他与爱妻见面,欧·亨利的岳父再次花钱将他保释出狱。五个月后,欧·亨利的挚爱,妻子阿索尔·埃斯蒂斯合上了眼睛,死于结核病。

18982月,欧·亨利被陪审团认定有罪,被法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被发往俄亥俄州看管严密的联邦监狱服刑。

·亨利唯一的女儿搬到了匹兹堡,跟着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为了供女儿上学,狱中的欧·亨利开始认真写作,他选择写短篇小说,这是因为短篇小说写作时间不长,发表的地方也很多,关键是可以最快拿到钱。早年的丰富经历,特别是在银行的工作为他提供了灵感,《一笔通知放款》、《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等短篇小说写的都是西部的银行里的故事。·亨利对银行没什么好印象,在名篇《黄雀在后》中,他把金融家形容成不用亲自抢、骗,却能利用金融手段盗骗钱财的坏蛋

189912月,·亨利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麦克吕尔》杂志的圣诞专号上。O.Henry其实是法国优秀的药剂师艾蒂安·欧西安·亨利(Etienne-Ossian
Henry
)名字的节略
。启用笔名,一来是为了向女儿隐瞒自己在服刑的真相,他骗女儿说他在外地做生意。二来冠以笔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个犯人了。

此后几年,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以·亨利这个笔名出现在报刊上,欧·亨利开始为读者所关注。 

 

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1901年,在服刑3年零3个月后,欧·亨利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欧·亨利第一时间跑到匹兹堡与女儿团聚。次年,为了离杂志社和出版商更近一些,他移居纽约,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此时的欧·亨利已经年届不惑,虽然往日温馨家庭的欢乐时光仍然历历在目,但是看多了生活的阴暗面后,欧·亨利已经成为一个悲观主义和相信宿命的人

对于欧·亨利来说,写作已经不像他第一次提起笔时那么令他激动,此时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家庭的义务。欧·亨利日夜不停地写,而且写作速度非常快,修改也极少。·亨利曾说过,一篇小说一旦开了头,我就非得一口气写到底不可,要不然就再也写不下去。

在纽约,欧·亨利写了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四百万》、《二十年后》和《带家具的房间》等名篇。这些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是繁华都会和西部乡村里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就像《麦琪的礼物》当中那一对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的爱侣那样,他们在生活的绝境中依然能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欧·亨利笔调幽默,善于使用双关语,有吸引人的情节和文笔,而且小说的结尾都能做到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合乎情理之内·亨利式结尾,这让他很受读者欢迎,他名利双收,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成功后的欧·亨利却染上了他父亲的恶习——酗酒,而且赌博,迟到的幸福被他挥霍一空 

他每天要喝将近两斤威士忌酒,经常一周用六天喝酒、赌博,在第七天才匆忙花一天时间写一篇短篇小说,然后交给杂志发表。这一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城市之声》,并且创作了一部名篇《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小说中,穷画家琼珊得了重病,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对面墙上的常春藤叶子不断被风吹落,她认为最后一片叶子的凋谢代表了自己的死亡,她即将失去生存的意志。一个老画家得知后,在夜里冒着暴雨,用心灵的画笔画出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春藤叶,让琼珊重拾生存的意志,对生命充满希望,但老画家自己却因此患上肺炎,去世了。

这个故事写完后感动了无数人。此时,长年写作的劳累与无节制的生活也使欧·亨利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他在写作中倒下了。191065日,他死于酗酒造成的肝硬化。 

·亨利被安葬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欧·亨利没有为女儿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和超过六百篇的短篇小说。他死后声誉日隆,被列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推荐:黄薇主持cctv10《子午书简》在世界任何地方,贫穷总是不方便的,但只有贫穷,在美国是耻辱的!——马克
吐温——酷6视频

亲爱的,你不要忧伤,把你的命运捏住,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新春会交还给你!——海涅

1:《走近欧亨利》(节选自1999-02-24《中华读书报》)

处理小说的结尾﹐是欧亨利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也使他在美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他善于戏剧性地设计情节﹐埋下伏笔﹐作好铺垫﹐勾勒矛盾﹐最后在结尾处出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禁拍案称奇。但由于作者写作速度快且多﹐这种手法运用过多过滥﹐不免使人感到有明显的雷同和公式化的弊端。

“你知道,《圣经》里说的三个贤人都是聪明人——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带了礼物去送给在马槽里的圣婴,赠送圣诞礼物这件事就是他们首创的……他俩到哪里都是聪明的,这两个人就是《圣经》里提到的贤人。”——《欧·亨利短篇小说选》译林出版社2008版第6页《麦琪的礼物》结尾。

 

2.以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二十年后》为阅读材料的高考阅读理解题2008年课标全国1卷)

二十年以后    ·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了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1.下列对小说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A.鲍勃对警察说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表现了他在和老友见面前的愉快心情。

B.鲍勃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反映出他负罪在逃的窘迫之状。

C.鲍勃给警察讲述他和朋友约会的缘起,是为了缓解他害怕被逮捕的紧张心理。

D.高个子男子担心鲍勃很快认出他不是吉米,便把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E.鲍勃读便条时微微颤抖,表现了他当时惊愕、恐慌、尴尬等复杂的内心活动。

答案A  C答对一项给2分,答对两项给5

 2.小说两次写到一陈冷飕飕的风,有什么作用?(6分)

 答案1第一次,烘托环境,展开情节;2第二次,渲染气氛,转换情节。

第每答对一点给3分。意思答对即可。

 3.小说中的鲍勃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请简要分析。(6分)

     答案1重视友情,信守诺言;2乐观开朗,心直口快;3企图逃避法律。

每答对一点给2

4.小说描写了警察吉米和通缉犯鲍勃二十年以后赴约的故事,在情与法的冲突中,两个人都面临艰难的抉择。有人说鲍勃值得同情,有人说他罪有应得;有人说吉米忠于职守,有人说他背叛了友谊。你的看法呢?请就你认同的一种观点加以探究。(8分)

     答案1鲍勃值得同情,因为他重情守信;2鲍勃罪有应得,因为他是通缉犯;3吉米忠于职守,因为他不徇私情;4吉米背叛了友谊,因为他抓捕了朋友。

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能就以上四点中的任何一点或其他观点进行探究,即可根据观点是否明确、论述是否合理酌情给分。观点明确给2分,论述合理给6分。

 

3.以汪曾祺作品《拾烂纸的老头》为阅读材料的高考阅读理解题2015年浙江卷)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选自《汪曾祺全集》第二卷——老魏补注:《拾烂纸的老头》为,体裁为小说,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八卷本《汪曾祺全集》目录,汪的八卷本全集,第一、二卷收录的全为小说。)

 

11.概括第三段所描写人物的形象特点。

12.作者在第四段中通过虚拟的旁观者来评说老头的行为,这样写有什么效果?

13.赏析文中划横线部分。

14.本文开头两段不避其繁,结尾两段不避其简,作者为什么做这样的结构安排?

15.你认为作者刻画“捡烂纸的老头”这一人物有什么用意。

 

【答 案】

11.(2分)①老丑;②邋遢;③怪异(答案要点)

12.(4分)①表现了其他顾客对“老头”的惊讶、怀疑和鄙夷的情感态度。②把读者引入情境,增强现场感、真实感。

13.(4分)①运用神态、动作和语言等多种描写手法,揭示了“老头”从愠怒失意到自我宽慰的情绪变化,描写细腻生动,富有戏剧效果。②交代“打架”事件的结局;“老头“的行为、情绪、言语恢复故态,与之前的叫阵形成对照,也与前文的惯常言行呼应,强化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14.(5分)

①开头以繁笔设置故事场景,营造出浓厚的市井氛围,为“老头“ 的出场作了铺垫。

②结尾交代“老头“死后留下巨款的情节,以简笔收束全文,留下悬念与想象空间。

③开头与结尾繁简反差巨大,突破了常规写法;繁笔舒缓,简笔急促,结构奇峻峭拔,令人惊奇。

15.(5分)①作者刻画这个“老头”,意在揭示:即使是看似微贱、遭人轻视的小人物,也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尊严。②作者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呼唤人们关注那些处于生活底层和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给予他们更多同情、理解和尊重。

 

3.以汪曾祺作品《拾烂纸的老头》为阅读材料的高考阅读理解题2015年浙江卷)

侯银匠

汪曾祺

侯银匠店特别处是附带出租花轿。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什么道理。

侯银匠中年丧妻,身边只有一个女儿侯菊。在同年的女孩子还只知道抓子儿、踢毽子的时候,她已经把家务全撑了起来。开门扫地、掸土抹桌、烧茶煮饭、浆洗缝补,事事都做得很精到。

一家有女百家求,头几年就不断有媒人来给侯菊提亲。侯银匠千挑万选,看定了开粮行陆家的老三。侯银匠问菊子的意见,菊子说:“爹作主!”侯银匠拿出一张小照片,让菊子看,菊子噗嗤一声笑了。“笑什么?”——“这个人我认得!”从菊子的神态上,银匠知道女儿是中意的。

定亲后,陆家不断派媒人来催婚。三天一催,五天一催,侯菊有点不耐烦:“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

侯银匠顺着女儿的意思,搜罗了点金子打了一对耳坠、一条金链子、一个戒指。侯菊说:“不是我稀罕金东西。大嫂子、二嫂子家里陪嫁的金首饰戴不完。我嫁过去,有个人来客往的,戴两件金的,也显得不过于寒碜。”侯银匠知道这也是给当爹的做脸,于是加工细做,心里有点甜,又有点苦。

爹问菊子还要什么,菊子指指花轿,说:“我要这顶花轿。”

“这是顶旧花轿,你要它干什么?”

“我看了看,骨架都还是好的,我会把它变成一顶新的!”

侯菊动手改装花轿,买了大红缎子、各色丝绒,飞针走线,一天忙到晚。她又请爹打了两串小银铃,作为飘带的坠脚。轿子一动,银铃碎响。轿子完工,很多人都来看。

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侯菊就坐了这顶手制的花轿出门。临上轿时,菊子说了声:“爹!您多保重。”鞭炮一响,老银匠的眼泪就下来了。

花轿没有再抬回来,侯菊把轿子留下了。

大嫂、二嫂家里都有钱。侯菊有什么呢?她有这顶花轿。全城的花轿,都不如侯菊的花轿鲜亮,接亲的人家都愿意租侯菊的。这样她每月都有进项。她把钱放在抽屉里,对丈夫说:
“以后你要买书订杂志,要用钱,就从这抽屉里拿。”

陆家一天三顿饭都归侯菊管。陆家人多,众口难调。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烂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侯菊竟能在一口锅里煮出三样饭。

公公婆婆都喜欢三儿媳妇。婆婆把米柜的钥匙交给了她,公公连粮行账簿都交给了她,她实际上成了陆家的当家媳妇。她才十七岁。

侯银匠有时以为女儿还在身边。他的灯盏里油快干了,就大声喊:“菊子!给我拿点油来!”及至无人应声,才一个人笑了:“老了!糊涂了!”

女儿有时提了两瓶酒回来看他,椅子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走了,陆家一刻也离不开她。

侯银匠不会打牌,也不会下棋,他能喝一点酒,也不多,而且喝的是慢酒。两块茶干,二两酒,就够他消磨一晚上。侯银匠忽然想起两句唐诗,那是他錾在银簪子上的。想起这两句诗,有点文不对题: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选自《汪曾祺全集》,有删改)
1)小说第二段“侯银匠中年丧妻……很精到”,对全文情节展开有什么作用?请具体说明。

2)文中画线的两处,分别表现了侯银匠什么样的情感?

3)小说中的花轿与刻画侯菊的形象有密切关系,请简要分析。

4)小说题为“侯银匠”,但写侯菊的文字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 

【答 案】

1)①从父女相依为命着眼,为下文选女婿,打陪嫁首饰,在女儿出嫁后父亲的孤独这些情节提供依据。从突出侯菊的精细能干着眼,为写侯菊改装花轿,出租花轿,成为当家媳妇等情节提供依据。

2)①甜:因为女儿终于长大成人了;嫁了个好人家(女儿有了个好归宿);可以为自己女儿打首饰了。苦:女儿出嫁后自己会很孤独;女儿出嫁也只能给这点首饰。②深沉的思念,难言的孤独,自我安慰。

3)①要花轿早有打算;②改装花轿心灵手巧;③出租花轿善于经营,贤惠体贴。

4)①侯家父女相依为命,侯菊继承了父亲的精细、勤劳等品质,写侯菊就是表现侯银匠。②女儿出嫁是他生活中的大事,更多描写此时此刻的情景,重点突出,可以避免平铺直叙。③作者截取侯菊出嫁前后的片段,正面描写侯菊,间接烘托出侯银匠的人生况味。④作者实写侯菊,暗写侯银匠,更有情趣。⑤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侯银匠,更多描写女儿出嫁前后的情景,在人物关系中深刻表现中国传统的人情美、

祝勇的文化散文——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续)


在那一刻,谢安、孙绰、谢万、庾蕴、孙统、郗昙、许询、支遁、李充、袁峤之、徐丰之一干人等,正忙着饮酒和赋诗,他们吟出的诗句,也大抵与眼前的景象相关。其中,谢安诗云:


 


相与欣嘉节,率尔同褰裳。


薄云罗物景,微风扇轻航。


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


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


 


孙绰诗云: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


婴羽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


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望着眼前的灿烂美景,王羲之在想些关于短暂与永久的话题,也快乐,也忧伤。


儒家学说有一个最薄弱、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它过于关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协调人的关系,而缺少宇宙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它所建构的家国伦理把一代代的中国士人推进官场,却缺少提供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刻解答,这一缺失,直到宋明理学时代才得到弥补。而在宋明理学产生之前数百年,被权力者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本原性的思考,中国的哲学史,就在这权力的缝隙间获得了生长的空间,为后来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宦海中沉浮的王羲之,内心始终缺了一角,此时,面对天地自然,面对更加深邃的时空,他对生命有了超越功利的思考,他心灵中缺失的一角,仿佛得到了弥补,那份快乐自不必说,对于度尽劫波的王羲之来说,这份快乐,他自会在内心里妥贴收藏;而他的忧伤,则是缘于这份“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人的生命,犹如这暮春里的落花,无论怎样灿烂,转眼之间,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花朵还有重新开放的时候,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轮回,在春风又起的时候,接续它们的前世。所以那花,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每当春蚕贪婪地吸吮桑叶上黏稠甜美的汁液,开始一段即将启程的路途,眼前这些活生生的人们,可能都已不在人世了。只有那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千古不会变化。


王羲之特立独行,对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包括官场的进退、得失、荣辱,但有一个问题他却不能不在乎,那就是死亡。死亡是对生命最大的限制,它使生命变成一种暂时的现象,像一滴露、一朵花。它用黑暗的手斩断了每个人的去路。在这个限制面前,王羲之潇洒不起来,魏晋名士的潇洒,也未必是真的潇洒,是麻醉、逃避,甚至失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见得比王羲之想得深入。


所以,当参加聚会的人们准备为那一天吟诵的三十七首诗汇集成一册《兰亭集》,推荐主人王羲之为之作序时,王羲之趁着酒兴,用鼠须笔蚕茧纸一气呵成《兰亭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文字开始时还是明媚的,是被阳光和山风洗濯的通透,是呼朋唤友、无事一身轻的轻松,但写着写着,调子却陡然一变,文字变得沉痛起来,真是一个醉酒忘情之人,笑着笑着,就失声痛哭起来。那是因为对生命的追问到了深处,便是悲观。这种悲观,不再是对社稷江山的忧患,而是一种与生俱来、又无法摆脱的孤独。兰亭序》寥寥三百二十四字,却把一个东晋文人的复杂心境一层一层地剥给我们看。于是,乐成了悲,美丽作成了凄凉。实际上,庄严繁华的背后,是永远的凄凉。打动人心的,是美,更是这份凄凉。


 



 


 由此可以想见,唐太宗之喜爱兰亭序》,不仅因其在书法史的演变中,创造了一种俊逸、雄健、流美的新行书体,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赵孟頫称《兰亭》是“新体之祖”,认为“右军手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欧阳询《用笔论》说:“至于尽妙穷神,作笵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个而已。”),也不仅因为其文字精湛,天、地、人水乳交融(《古文观止》只收录了六篇魏晋六朝文章,《兰亭序》就是其中之一),更因为它写出了这份绝美背后的凄凉。我想起扬之水评价生于会稽的元代词人王沂孙的话,在此也颇为适用:“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美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美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这才是令人长久感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凄凉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因为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13]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玄武门之变,他是踩着哥哥李建城的尸首当上皇帝的,但他知道,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荣华,所有的功业,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他真正的对手,不是现实中的哪一个人,而是死亡,是时间,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14]艾玛纽埃尔 勒维纳斯则说:“死亡是行为的停止,是具有表达性的运动的停止,是被具有表达性的运动所包裹、被它们所掩盖的生理学运动或进程的停止。”[15]他把死亡归结为停止,但在我看来,死亡不仅仅是停止,它的本质是终结,是否定,是虚无。


虚无令唐太宗不寒而栗,死亡将使他失去他业已得到的一切,兰亭序写道:“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句一定令他怵然心惊。他看到了美丽之后的凄凉,会有一种绝望攫取他的心,于是他想抓住点什么。


他给取经归来的玄奘以隆重的礼遇,又资助奘的译经事业,从而为中国的佛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无法判断唐太宗的行为中有多少信仰的成分,但可以见证他为抗衡人生的虚无所做的一份努力,以大悲咒对抗人生的悲哀和死亡的咒语。他痴迷于《兰亭序》, 王羲之书法的淋漓挥洒自然是一个不可不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它道出了人生的大悲慨,触及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就是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在这一诘问面前,帝王像所有人一样不能逃脱,甚至于,地位愈高、功绩愈大,这一诘问,就愈发紧追不舍。


从这个意义上说,兰亭序》之于唐太宗,就不仅仅是一幅书法作品,而成为一个对话者。这样的对话者,他在朝廷上是找不到的。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张字纸上。在它的上面,墨迹尚浓,酒气未散,甚至于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阳光味道还弥留在上面,所有这一切的信息,似乎让唐太宗隔着两百多年的时空,听得到王羲之的窃窃丝语。王羲之的悲伤,与他悲伤中疾徐有致的笔调,引发了唐太宗,以及所有后来者无比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唐太宗宁愿把它当作一种“正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每当唐太宗面对兰亭序》的时候,都仿佛面对一个心灵的“现场”,让他置身于永和九年的时光中,东晋文人的洒脱与放浪,就在他的身边发生,他伸手就能够触摸到他们的臂膀。


另一方面,它又是“过去时”的,它不再是“现场”,它只是“指示”(denote)了过去,而不是“再现”(represent)了过去,这张纸从王羲之手里传递到唐太宗的手里,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它所承载的时光已经消逝,而他手里的这张纸,只不过是时光的残渣、一个关于“往昔”的抽象剪影、一种纸质的“遗址”,甚至不难发现,王羲之笔划的流动,与时间之河的流动有着相同的韵律,不知是时间带走了他,还是他带走了时间。此时,唐太宗已不是参与者,而只是观看者,在守望中,与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对峙着。


兰亭序》是一个“矛盾体”(paradox),而人本身,不正是这样的“矛盾体”吗?——对人来说,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出世与入世、迷失与顿悟,在生命中不是同时发生,就是交替出现,总之它们相互为伴,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不离不弃。


当然,这份思古幽情,并非唐太宗独有,任何一个面对《兰亭序》的人,都难免有感而发。但唐太宗不同的是,他能动用手里的权力,巧取豪夺,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了《兰亭序》的真迹,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16],从此,“置之座侧,朝夕观览”[17]


他还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分赐给皇太子和大公大臣。唐太宗时代的书法家们有幸,目睹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份真迹也不再仅仅是王氏后人的私家收藏,而第一次进入了公共阅读的视野。


这样的复制,使王羲之兰亭序》第一次在世间“发表”,只不过那时的印制设备,是书法家们用以描摹的笔。唐太宗对它的巧取豪夺,是王羲之的不幸,也是王羲之的大幸。而那些临摹之作,也终于跨过了一千多年的时光,出现在故宫午门的展览中。其中,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摹本是虞世南的摹本,以白麻纸张书写,笔划多有明显勾笔、填凑、描补痕迹;最精美的摹本,是冯承素摹本,卷首因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半玺印,而被称为“神龙本”,此本准确地再现了王羲之遒媚多姿、神清骨秀的书法风神,将许多“破锋”[18]、“断笔”[19]、“贼毫”[20]等,都摹写得生动细致,一丝不苟。


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据说则被唐太宗带到了坟墓里,或许,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的不舍。临死前,他对儿子李治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他对儿子最后的要求,就是让儿子在他死后,将真本兰亭序》殉葬在他的陵墓里。李治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


或许,这张茧纸,为他平添了几许面对死亡的勇气,为死后那个黑暗世界,博得几许光彩,或许在那一刻,他知道了自己在虚无中想抓住的东西是什么——唯有永恒的美,能够使他从生命的有限性中突围,从死亡带来的巨大幻灭感出解脱出来。赫伯特·曼纽什说:“一切艺术基本上也是对‘死亡’这一现实的否定。事实证明,最伟大的艺术恰恰是那些对‘死’之现实说出一个否定性的‘不’字的艺术。”[21]


唐太宗以他惊世骇俗的自私,把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带走了,令后世文人陷入永久的叹息而不能自拔。它仿佛在人们视野里出现、又消失的流星,一场风花雪月、又转眼成空的爱情,令人缅怀、又无法证明。


它是一个传说、一缕伤痛、一种想象,朝朝暮暮朝朝,模糊而清晰地存在着。慢慢地,它终又变成一个无法被接受的现实、一场走遍天涯道路也不愿醒来的大梦,于是各种新的传说应运而生。有人说,唐太宗的昭陵后来被一个“盗墓狂”盗了,这个人,就是五代后梁时期统辖关中的节度使温韬。《新五代史》记载,温韬曾亲自沿着墓道潜进昭陵墓室,从石床上的石函中,取走了王羲之兰亭序》,那时的《兰亭序》,笔迹还像新的一样。宋人所著《江南余载》证实了这一点,说:昭陵墓室“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


如果这些史料所记是真,那么,《兰亭序》在唐太宗死后,又死而复生,继续着它在人间的旅程。在宋人《画墁集》中,我们又能查到它新的行踪——在宋神宗元丰末年,有人从浙江带着《兰亭序》的真本进京,准备用它在宋神宗那里换个官职,没想到半路传来宋神宗驾崩的消息,就干脆在途中把它卖掉了。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打探到的关于真本《兰亭序》的最后的消息,它的时间,定格在公元1085年。


 



 


但人们依然想把它“追”回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方式去“追”,那就是临摹。


临,是临写;摹,则是双勾填墨的复制方法。与临本相比,摹本更加接近原帖,但对技术的要求极高。唐太宗时期,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彻等人都曾用双勾填墨的方法对《兰亭序》进行摹写,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刘秦妹等则都是临写。宋高宗赵构将《兰亭序》钦定为行书之宗,并通过反复临摹、分赐子臣的方式加以倡导,使对《兰亭序》摹本的收藏成为风气,元明清几乎所有重要的书法家,包括赵孟頫、俞和临,明代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清代陈邦彥等,都前赴后继,加入到浩浩荡荡的临摹阵营中,使这场临摹运动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他们密密麻麻在站在一起,仿佛依次传递着一则古老的寓言。


他们不像唐朝书法家那样幸运,已经看不到《兰亭序》的真迹,他们的临摹,是对摹本的临摹,是对复制品的复制,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对《兰亭序》的重述。


但这并非机械的重复,而是在复制中,渗透进自己的风格和时代的审美趣味,这些仿作,见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真理。于是有了陈献章行书《兰亭序》卷、八大山人行书《临河叙》轴这些杰出的作品。清末翁同龢书在团扇上书写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中一段跋语,虽小字行书,亦得沉着苍健之势;无独有偶,他的政治对手李鸿章,也酷爱《兰亭序》,年过七旬,依旧“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22]


于是,兰亭序》借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手,反反复复地进行着表达。王羲之兰亭序,像一个人一样,经历着成长、蜕变、新陈代谢的过程。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状。这些作品,许多为故宫博物院收藏,许多亦在午门的“兰亭特展”上一一呈现。它们与我近在咫尺,艺术史上那些大家的名字,突然间密密匝匝地排在一起,让我摒住呼吸,不敢大声出气,而面前的玻璃幕墙,又以冰冷的语言告诉我,它们身份尊贵,不得靠近。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历代文人,为什么对一片字纸如此情有独钟,以至于前赴后继地参与到一项重复的工作中?写字,本是一种实用手段,在中国,却成为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西方人也讲究文字之美,尤其的古老的羊皮书上,西方字母总是极尽修饰之能势,但他们的书法,与中国人相比,实在是简陋得很,至于日本书法,则完全是从中国学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这样陷入深深的文字崇拜。这种崇拜,通过对《兰亭序》的反复摹写、复制,表现得无以复加。


公元6世纪的一天,一个名叫周兴嗣的员外散骑侍郎突然接到梁武帝的一道圣旨,要他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供皇子们学书之用,要求是这1000个字不得有所重复。这一要求看上去并不苛刻,实际上难度极高。


周兴嗣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了领导上交给的光荣任务,美中不足,是全篇有一个字重复,就是“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此篇《千字文》实际只收选了王羲之书写的999个字。但不论怎样,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篇《千字文》。从此开始,每代人开蒙之际,都会读到这样的文字:“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朗朗的诵读之声,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在14个世纪里从未中断。于是,每个人在学习知识的起始阶段,都会与那个遥远的王羲之相遇,王羲之的字,也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的必修课,贯注到中国人的生命记忆和知识体系中。古老的墨汁,在时光中像酒一样发酵,最终变成血液,供养着每个生命个体的成长。后来,千字文又不断变形,仿佛延续着一项古老的文字游戏,出现了《续千字文》、《叙古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


中国人把自己对文字的这种崇拜,毫无保留地寄托到王羲之的身上。原因是文字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绝对的中心地位,它的地位,比图象更加重要,也可以说,文字本身就是图像,因为汉字本身就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李泽厚说:“汉字书法的美也确乎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之上,即在它们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23]


中国人把对世界、对生命的全部认识都容纳到自己的文字中,黑白二色,犹如阴阳二极,穷尽了线条的所有变化,而线条飞动交会时的婉转错让,也容纳了宇宙的云雨变幻、人生的聚散离合。即使在宗教的世界,文字的权威也显露无遗,比如佛教史上重要的北京石经山雷音洞,并不像一般佛教洞窟那样,在洞壁上进行彩绘,而是以文字代替图像,在洞壁上镶嵌了大量的刊刻佛经,秘密恰在于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密密麻麻的文字,以中文讲述着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这种“以文字代替图像的做法,也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方式”。[24]


除了摹本,兰亭序》还以刻本、拓本的形式复制、流传。刻本通常是刻在木板或石材上,而将它们捶拓在纸上,就叫拓本。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兰亭序》刻本,数量超过三百,刻印时间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源远流长,仅 “定武兰亭”系统,就分成“吴炳本”、“孤独本”(均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落水兰亭”、“春草堂本”、“玉枕兰亭”(均为故宫博物院藏)、“定武兰亭真拓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诸多支脉,令人眼花缭乱。


画家也是不甘寂寞的,他们不愿意在这场追怀古风的运动中落伍。于是,一纸画幅,成了他们寄托岁月忧思的场阈。仅《萧翼赚兰亭图》,就有四件流传至今,分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宋人《萧翼赚兰亭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人《萧翼赚兰亭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明人《萧翼赚兰亭图》轴。四幅不同朝代的同题作品,在午门的“兰亭大展”上完美合璧。此外,还可看到北京故宫所藏宋代梁楷的《右军书扇图》卷、台北故宫藏南唐巨然《兰亭修禊图》、宋代郭忠恕《摹顾恺之兰亭燕集图》、宋代刘松年《曲水流觞图》、元代王蒙《兰亭雪霁》、明代李宗谟《兰亭修禊图》、明代仇英《修禊图》、明代赵原初《兰亭图》等画作,不断对这一经典瞬间进行回溯和重放,在各自在视觉空间中挽留属于东晋的诗意空间。


画家的参与,使中国的书法史与艺术史交相辉映。这至少表明照搬西方的学科分类对中国艺术进行分科,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书法和绘画,是那么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像骨肉筋血,再精密的手术刀也难以将它们真正切割。


《兰亭序》的辐射力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兰亭墨迹、法帖、绘画外,还有一些以宫殿器物,延续着对兰亭雅集的重述。它们有一部分是御用实物器物,发御用笔、墨、砚等;也有一部分是陈设性和纯装饰性器物,如明代漆器、瓷器等。有关兰亭的神话,就这样一步步升级,并渗透到宫廷的日常生活中。


故宫博物院藏所御用实物器物中,明嘉靖时期一件以《兰亭修禊图》为主题的漆盘比较典型。这件漆盘,通过精工雕刻,再现了当年曲水流觞的经典场面,尽管人数不到42人,但不失雅趣;外底髹黑漆,左侧填金“大明嘉靖年制”。


清代宫廷版的兰亭器物也很多,文房用品中,有一件乾隆时期的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笔管上刻有蓝色“兰亭真赏”四字阴文楷书,笔管逐渐微敛。以兰亭为主题的墨、砚也很多。兰亭的精气神,就这样通过笔墨。


这些文房用具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件竹雕《兰亭修禊图》笔筒,兰亭修禊的经典场景,全部以镂雕的方式,盘旋在笔筒的外壁上。雕刻中的人物为分三组,或相携而行,或亭榭聚谈,或临水饮酒,样貌生动无比。笔筒全身的雕刻繁复精密,镂空处琢磨细腻光润,极富立体效果。尤其随着视角的变化,各场景相互勾连,巧妙错落,使画面有如梦境一般变化无穷。


除了上述实物器物,还有一些装饰性器物,如兰亭玉册、兰亭如意、玉山子、插屏、漆宝盒等。这些器物,大多是螺狮壳里作道场,于细微中见精深。比如那件青玉《兰亭修禊图》山子(即玉石雕刻),雕刻的人物众多,形态各异,最宽处却只有31﹒5厘米;而那件雕刻了《兰亭序》从文的乾隆款碧玉兰亭记双面插屏,也只有18厘米。它们不是以宏大来征服人,而是以小来震撼人。


《兰亭序》,一页古老的纸张,就这样形成了一条漫长的链条,在岁月的长河中环环相叩,从未脱节。在后世文人、艺术家的参与下,《兰亭序》早已不再是一件孤立的作品,而成为一个艺术体系,支撑起古典中国的艺术版图,也支撑着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强大的有机体,有着超强的生长能力,而中国的朝代江山,又给艺术的生长提供了天然土壤。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链条上,摹本、刻本、拓本(除了书法之外,上述画作也大多有刻本和拓本传世),都被编入一个紧密相连的互动结构中。白纸黑字的纸本,与黑纸白字的拓本的关系,犹如昼与夜、阴与阳,互相推动,互相派生和滋长,轮转不已,永无止境。中国的文字和图像,就这样在不同的材质之间辗转翻飞,摇曳生姿,如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5],周而复始,衍生不息。


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时间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过去、现代、未来的关系,有如流水,很难被斩断;所有的过去,都可能在现实中翻版,而所有的现实,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未来的模版。


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对于时态的变化非常敏感。对他们来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事物,各自为政,不能混淆、替代。在他们那里,时间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是线性的,一去不回头,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时间则更像一个哲学的概念。


于是,中国人在循环中找到了对抗死亡的力量,因为所有流逝的生命和记忆都在循环中得以再生。《兰亭序》的流传过程,与中国人的时间观和生命观完全同构——每一次死亡,都只不过是新一轮生命的开始。


对中国人来说,时间一方面是单向流动的,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一方面,又是循环往复的,它像水一样流走,但在流杯渠中,那些流走的水还会流回来。因此,面对生命的流逝,中国人既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切感受,又能从过去与未来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获得哲学意义上的升华超越。


“思笔双绝”的王沂孙曾写:“把酒花前,剩拚醉了,醒来还醉。”一场醉,实际上就是一次临时死亡,或者说,是一次死亡的预演,而醉酒后的真正快乐,则来源于酒后的苏醒,宛若再生,让人体会到来世的滋味。也就是说,在死亡之后,生命能够重新降临在我们身上。


面对着这些接力似的摹本,我们已无法辨识究竟那一张更接近它原初的形迹,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那个晴日,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放大了,它容纳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岁月,变得浩荡无边,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把个人的生命投入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但那条河仍在,带着酒香,流淌到我的面前。


艺术是一种醉,不是麻醉,而是能让死者重新醒来的那种醉,这一点,已经通过《兰亭序》的死亡与重生,得到清晰的印证。在这个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个人能够真正地断送《兰亭序》在人间的旅程。王羲之或许不会想到,正是他对良辰美景的流连与哀悼,对生命流逝、死亡降临的愁绪,使一纸《兰亭序》·从时间的囚禁中逃亡,获得了自由和永生。而所有浩荡无边的岁月,又被压缩、压缩,变得只有一张纸那么大,那么的轻盈可感。


它们的轻,像蝉的透明翅膀,可以被一缕风吹得很远,但中国人的文化与生命,就是在这份轻灵中获得了自由,不像西方,以巨大的石质建筑,宣示与自然的分庭抗礼。


中国文化一开始也是重的,依托于巨大的青铜器和纪念碑式的建筑(比如长城),通过外在的宏观控制人们的视线,文字也附着在青铜礼器之上,通过物质的不朽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字因此具有了神一般的地位,最早的语言——铭文,也借助于器物,与权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纸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它使文字摆脱了权力的控制,与每个人的生命相吻合。文化变成均等的权力,汉字的优美形体,也在纸页上自由地伸展腾挪。仅从物质性上讲,纸的坚固度远远比不上青铜,但纸上的文字却更长久。


这是因为在纸页上,中国的文字成了真正的活物,自由、潇洒和率性。它放开了手脚,可舞蹈,可奔走,也可以生儿育女。它们血脉相承的族谱,像一株枝桠纵横的大树,清晰如画。


当一场展览将这十几个世纪里的字画卷轴排列在一起,我们才能感觉到文字穿越时间的强大力量。纸张可以腐烂、焚毁,但那些消失的字,却可以出现在另一张纸上,依此类推,一步步完成跨越千年的长旅。当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化作了废墟,它们仍在。它们以自己的轻,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重。


“繁华短促,自然永存;宫殿废墟,江山长在。”[26]那一缕愁思、一握柔情,都凝聚在上面,在瞬间中化作了永恒。一幅字,以中国人的语法,破解了有于时间和死亡的哲学之谜。


 



 


王羲之死了,但他的字还活着,层层推动,像一只船桨,让其后的中国艺术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又似一朵浪花,最终奔涌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那场短暂的酒醉,成就了一纸长达千年、淋漓酣畅的奇迹。《兰亭序》不是一幅静态的作品、一件旧时代的遗物,而是一幅动态的作品,世世代代的艺术家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生命印迹。如果说时间是流水,那么这一连串的《兰亭》就像曲水流觞,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起这盏,用古老的韵脚抒情。而那新的抒者,不过是又一个王羲之而已。死去的王羲之,就这样在以后的朝代里,不断地复活。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象——有无数个王羲之坐在流杯亭里,王羲之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都是王羲之。酒杯也从一个王羲之的手中,辗转到另一个王羲之的手中。上一个王羲之把酒杯递给了下一个王羲之,也把毛笔,传递给下一个王羲之。这不是醉话,也不是幻觉,既然《兰亭序》可以被复制,王羲之为何不能被复制?王羲之身后那些接踵而来的临摹者,难道不是死而复生的王羲之?大大小小的王羲之、长相不同的王羲之、来路各异的王羲之,就这样在时间深处济济一堂,摩肩接踵。很多年后,我来到会稽山阴之兰亭,迎风坐在那里,一扭身,就看见了王羲之,他笑着,把一支笔递过来。这篇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写成的。


 


                                               2012年10月于北京


                                                    11月6日改


                                                    11月15日再改


                                    (全文选自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2013年第一期)

祝勇的文化散文——永和九年的那场醉(节选)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祝勇



我到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有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1600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1]。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1600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钦一斛,五斗解酲。”[2]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3]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文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而且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幅《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幅《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


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制,都是这样率性为之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开创所谓的豪放词风,并非有意为之,不过逞心而歌而已,说白了,是玩儿出来的。我记得黄裳先生曾经回忆,1947年时,他曾给沈从文寄去空白纸笺,请他写字,没想到这考究的纸笺竟令沈从文步履维艰,写出来的字如“墨冻蝇”,沈从文后来干脆又另写一幅寄给黄裳,写字笔是“起码价钱小绿颖笔”,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笔,纸也只是普通公文纸,在上面“胡画”,却“转有妩媚处”[4]。他还回忆,1975年前后,沈从文又寄来一张字,用是明拓帖扉页的衬纸写的,笔也只是七分钱的“学生笔”,黄先生说他这幅字“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宛转的姿媚。”[5]所以黄裳先生也说:“好文章、好诗……都是不经意作出来的。”[6]


文人最会玩儿的,首推魏晋,其次是五代。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做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就断然做不出来了。


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尽载于《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好玩儿,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透出来,所以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说,他时常将《世说新语》放在枕畔,没事时翻开一读,常哑然失笑。比如写钟会,他刚写完一本书,名叫《四本论》——别弄错了,不是《资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就把书稿揣在怀里,由于心里紧张,不敢拿给嵇康看,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吕安在门上写了一个“凤”字就走了,嵇康回来,看到“凤”字,心里很得意,以为是吕安夸自己,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凤”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凡鸟”而已。曹雪芹在给王熙凤的判词中把“凤”字拆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不知是否受了《世说新语》的启发。


中国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书多,像《世说新语》这样好玩儿的书,屈指可数。刘义庆廖廖数语,就把魏晋文人的形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同时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爱玩儿,所以他的书,就专捡好玩儿的事儿写。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名叫郗璇,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华,郗鉴爱如掌上明珠,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就个个精心打扮一番,“正襟危坐”起来,唯盼雀屏中选。只有一个年轻人,斜倚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若无其事。这个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两位伯父王导、王敦,分别为东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一文一武,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其家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乌衣巷》,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的地址——诗中的“王谢”,分别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它们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乌衣巷鼎盛繁华,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宅区。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相亲那一天,王羲之看见了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文姬的父亲,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被认为是“受于神人”,让王羲之痴迷不已。


王羲之王羲之对书法如此迷恋,自然与父亲的影响关系甚大。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历官丹杨太守、淮南内史、淮南太守,善隶、行书。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载:“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 王羲之12岁的时候,在父亲枕中发现《笔论》一书,便拿出来偷偷看。父亲问:“你为什么要偷走我藏的东西?”羲之笑而不答。母曰:“他是想了解你的笔法。”父亲看他年少,就说:“等你长大成人,我会教你。”王羲之说:“等到我成人了,就来不及了。”父亲听了大喜,就把《笔论》送给了他,不到一个月,他的书法水平就大有长进。


那天他看见蔡中郎碑,自然不会放过,几乎把相亲的事抛在脑后,突然想起来,才匆匆赶往乌衣巷里的相府,到时,已经浑身汗透,就索性脱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东床上,一边饮茶,一边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见他出神的样子,不知所措。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却没有形成交流,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管家回到郗府,对郗太尉做了如实的汇报:“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没想到郗鉴选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东床快婿”,由此成为美谈,而这样的美谈,也只能出在东晋。


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种别样的风雅,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体会得到,如今的岳父岳母们,恐怕难以认同。王羲之与郗璇的婚姻,得感谢老丈人郗鉴的眼力。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也得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来在《杂帖》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


 


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这七个儿子,个个是书法家,宛如北斗七星,让东晋的夜空有了声色。其中凝之、涣之、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会,而徽之、献之的成就尤大。故宫“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占了“两希”,其中我最爱的,是王献之的《中秋帖》,笔力浑厚通透,酣畅淋漓。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的父亲王羲之,或许与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兰亭序》的抬举有关。但无论怎样,如果当时郗鉴没有选中王羲之,中国的书法史就要改写。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书法史的意义,犹如他没有想到,酒醉后的一通涂鸦,成就了书法史的绝唱。




 


16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呼吸到永和九年春天的明媚。三国时代,纵然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英雄,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浩荡,但总的来说,气氛仍是压抑的,充满了刀光血影。“强虏灰飞烟灭”,对于英雄豪杰,仿佛信手掂来的功业,对百姓,却是无以复加的灾难。继之而起的魏晋,则是一个“铁腕人物操纵、杀戮、废黜傀儡皇帝的禅代的时代”[7]。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儿子曹丕篡夺汉室江山,建立魏朝;继而的大权逐步旁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担任大将军,把持朝廷大权。曹髦见曹氏的权威日渐失去,司马昭又越来越专横,内心非常气愤,于是写了一首题为《潜龙》的诗。司马昭见到这首诗,勃然大怒,居然在殿上大声斥责曹髦,吓得曹髦浑身发抖,后来司马昭不耐烦了,干脆杀死了曹髦,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曹奂完全听命于司马昭,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但即使傀儡皇帝,司马氏也觉得碍事,司马昭死后,长子司马炎干脆逼曹奂退位,自己称帝。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夺权成功,建立了西晋。


西晋是一个偷来的王朝。这样一个不名誉的王朝,要借助铁腕来维系,那是一定的。所以司马氏的西晋,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曹操杀孔融,孔的两个儿子尚幼,一个九岁,一个八岁,曹操斩草除根,没有丝毫的犹豫,留下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此时的司马氏,青出于蓝胜于蓝,杀人杀得手酸。“竹林七贤”过得潇洒,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8],刘伶整日捧着酒罐子,放言“死便埋我”,也好玩,但那潇洒里却透着无尽的悲凉,不是幽默,是装疯卖傻,企图借此躲避司马家族的专政铁拳,最终,嵇康那颗美仑美奂的头颅,还是被一刀剁了去。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对于当时的惨景,虞预曾上书道:“千无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9]这份乱,可谓登峰造极了。公元317年,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王家的功业,恰是此时建立的,公元318年,王旷、王导、王敦等人推司马睿为皇帝,定都建康,建立东晋。动荡的王朝在建康(南京)得到暂时的安顿,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与西晋相比,东晋士人不再崇尚形貌上的冲决礼度,而是礼度之内的娴雅从容。昏暗的油灯下,鲁迅恍惚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这些美事包括:山阴道上的乌桕,新秋,野花,塔,伽蓝……


所以东晋时代的郊游,畅饮,酣歌,书写,都变得轻快起来,少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曲折和吞咽,连呼吸吐纳都通畅许多。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不再有奔走流离,人们像风中的碴滓,即使飞到了天边,也终要一点一点地落定,随着这份沉落,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变会显露出来,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微雪轻寒,都牵起一缕情欲。那份欲念,被生死、被冻饿遮掩得太久了,只有在这清澈的山林水泽,才又被重新照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那点渴望,那缕求索,是为人的内心准备的酒药和饭食。王羲之到了兰亭,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或者说,就在王羲之仕途困顿之际,那份从容、淡定、逍遥,正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等待着他。


会稽山阴之兰亭,种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据说越王就曾在这里种兰,后人建亭以志,名曰兰亭。而修禊的风俗,则始于战国时代,传说秦昭王在三月初三置酒河曲,忽见一金人,自东而出,奉上水心之剑,口中念道:“此剑令君制有西夏。”秦昭王以为是神明显灵,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赐赠,此后,强秦果然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从此,每年三月三,人们都到水边祓祭,或以香薰草蘸水,洒在身上,洗去尘埃,或曲水流觞,吟咏歌唱。所谓曲水流觞,就是在水边建一亭子,在基座上刻下弯弯曲曲的沟槽,把水流引进来,把酒杯斟酒,放到水上,让酒杯在水上浮动,到谁的面前,谁就要举起酒杯,趁着酒液熨过肺腑,吟诵出胸中的诗句。


东晋的酒具,今天在故宫博物院是见得到的。比如那件青釉鸡头壶(图),有一个鸡头状短流,圆腹平底,腹上壁有两桥形系,一弧形柄相接口沿和器身,便于提拿,通体青釉,点缀褐彩,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鸡头壶,始见于三国末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就消失了,被执壶取代。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南朝时期的青釉羽觞(图),正是曲水流觞中的那只“觞”,它的外形小巧可爱,像一只小船,敏捷灵动,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水中随波逐流的轻巧宛转,以及饮酒人将它高高擎起,袍袖被风吹动的那副神韵。


一件小小的文物,让魏晋的优雅、江左的风流具体化了,变得亲切可感,也让后世文人思慕不已,甚至大清的乾隆皇帝,也在紫禁城宁寿宫花园的一角,建了一座禊赏亭,企图通过复制曲水流觞的物理空间,体验东晋士人的风雅神韵。在他看来,假若少了这份神韵,这座宫殿纵然雕栏玉砌、钟鸣鼎食,也毫无品位。


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王羲之式的风雅,让后世许多帝王将相艳羡不已,纷纷效仿,与此相比,王羲之最向往的,却是拯救社稷苍生的功业。


与郗璇结婚三年后,王羲之就凭借庾亮等人的举荐,以及自己根红苗正的家世,官至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右军”之名由此而来,但官场的浑浊,依旧容不下一个清风白袖的文人书生。官场上的王羲之,像相亲时一样我行我素。他与谢安一同登上冶城,在谢安悠然远想的时候,他居然批评谢安崇尚虚谈,不务实际:“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10]还反对妄图通过北伐实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说他“以骨鲠称”[11],还说他“雅性放诞,好声色”[12]。他入世,却不按官场的既定方针办,他不倒楣,谁倒楣呢?果然,王羲之被官场风暴,径直吹到会稽。


离开政治漩涡建康,让他既失落,又欣慰。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却离自然越来越近。即使在病中,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取观仁嘉乐,


寄畅山水阴。


清泠涧下濑,


历落松竹林。


 


和朋友们相约雅集的那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桑葚的芬芳飘荡在泥土之上,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竹林漏到溪水边,使弯曲的流水变成一条斑驳的花蛇。光线晶莹通透,饱含水汁。落花在风中出没,在光影中流畅地迂回,那份缠绵,看着让人心软。所有的刀光剑影都被隐去了,岁月被这缕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唯有此时,人才能沉下来,呼应着自然的启发,想些更玄远的事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从这文字里,我们看到王羲之焦灼的表情终于松驰下来。我们看见了他的侧脸,被蝉翼般细腻和透明的阳光包围着,那样的柔和。他忽然间沉默了,他的沉默里有一种长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