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位李家声老师——推荐“冰点”旧文《师道》

    再次翻读中青报“冰点”旧文,读到中青报2008年“冰点”栏目介绍李家声老师文章《师道》,感慨万千!我想李老师的语文教学境界就是我所追求的境界,也应该是所有语文老师应该追求的境界,李老师应该就是为“语文教学”而生的教师,我与李老师素不相识,但读《师道》读到人热血沸腾,读得人羞愧难当,读得人反省不已!


冰点特稿第676


【冰点】:师说


本报记者 董月玲


 


中国青年报    2008-07-16  


 


        22岁的李赛,是北京四中的毕业生,现在在美国新泽西上学。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带着两大箱连夜筹得的物资,自费从新泽西飞到灾区,加入到一支志愿者救援队,与同伴先后救出7位幸存者。


    回京后,母校请他给学弟、学妹们讲讲在灾区的经历和感受。


    那天,四中大礼堂坐满了听众,身高188米、脸晒得黝黑的李赛,一边放照片一边讲述。他讲了那条曾躺着300多具遇难者遗体的幸福大街;讲那个有洁癖的伙伴胳膊上流过的婴儿脑桨;讲那位百万家当瞬间灰飞烟灭的男人,像干裂黄土地一样僵硬的脸;讲自己由于白天的曝晒、夜里不断脱皮的后背;讲”六一节”时,他们搞的一台小小联欢会,引来久违的歌声和笑语……


    “从未如此靠近死亡,从未如此靠近真情,从未如此靠近责任。”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李赛的表情十分平静,声音低缓。但到最后,谈到为什么一定要从美国飞回来时,他提及了自己在四中时的语文老师李家声。这时的李赛有些激动,人站起来,语调也高了。


    上个月,北京四中召开了李家声教育思想研讨会,他教过的学生,私底下悄悄录了一段视频,在研讨会上播放。


    视频里,这些大学生,或坐在清华的草地上,或站在未名湖畔,声情并茂地回忆上高中语文课时的快乐时光,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深藏心底的感动。


    时下,许多老师被学生直呼其名或干脆冠以外号,而李家声的学生们,却口口声声尊称其为“李先生”。甚至有人把自己的语文课堂笔记,作为高中生活的珍藏。


    一位平凡的中学语文教师,何以赢得学生们不平凡的尊敬和爱戴?


    人在精神文化上也是如此,你吃进什么,就将成为什么


    李家声出生在北京皇城根下一个读书人家,初中就是在北京四中念的,“文革”期间去东北插队。8年里他种过地,挖过煤,当过卡车司机。高考恢复后,他考取了大学中文系,获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李家声先在本溪师范教书,1993年,重回北京四中,成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


    “世上最危险的职业有两个,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比医生还危险,庸医害的是一个人,而庸师害的是一群人,毁的是孩子的精神和心灵。”这是李家声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2001年,李家声在一次全国性作文大赛中当评委,其时,正赶上美国9·11事件发生不久,许多学生的作文,都涉及到这个话题。令李家声惊讶的是,在他所批阅的作文里,个别学生写到9·11时,文中甚至掩饰不住兴奋之情。


    “恐怖分子是重创了美国,打击了霸权主义了吗?”他大声地质问学生,“他们杀害的是几千条无辜平民的生命呵!这是反人类罪。”


    有一回,他带着四中高一人文实验班去杭州,参观岳飞庙,看到跪在地上的秦桧像,有的学生跑上前,依照其他游人的样子拿鞭子抽打秦桧。晚上回到驻地,开会时,李家声问学生:难道我们非要鞭打他吗?我们要记住的是历史,而不是仇恨。


    前一阵,有一件事,让李家声很受刺激。北京宣武区有4个少年,就为了找点儿“活儿”干,寻找刺激,竟将一位避雨的中年妇女摧残至死。“看看现在的互联网上,仇恨的情绪泛滥,太可怕了,我有时都不敢看下去。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李家声认为,人在精神文化上也是如此,你吃进什么,就将成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教育是要培养人材。我说别那么高调了,少出坏人,不出坏人,培养出平和诚实的劳动者,就是成功的教育了。育人,就是育好人,把可能成为坏人的人,变成好人。”


    他认为,人就是情感动物,好起来会把自己的器官、鲜血甚至生命,都献出来;但要是坏起来,可以说无恶不作,给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只有灾难。善,就是爱并促进生命,爱的情感是建设性的,情感美好了,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恶,就是践踏和漠视生命,恨是不良的情感,极具破坏力。善良收获善良,仇恨只能换来仇恨。


    “你知道吗,9·11时,我也是欢呼的人之一。”李赛后来跟我说。上四中以前,他是个典型的理科学生,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题。考四中时,李赛的数理化只丢了一分。他说自己不喜欢语文课,不会思考。


    “到了四中以后,上了李家声先生的语文课,我变了一个人。是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教我如何做人。从此,我做任何事情,都会把对人、对生命的尊重放在首位,不盲从,学会独立思考。”


    李赛一点一滴的转变,李家声从他写的作文里看到了。学生的作文,老师往往是唯一的读者。李家声的体会是,用真心、动情地去读孩子们的作文,评说他们的作文,学生会把老师当成知己,师生间通过作文,可以进行心灵沟通。


    在语文教师办公室里,李家声笑呵呵地跟我说:“心眼好,比什么都重要。我的学生,都很正直善良。”


    班上有个学生,有一天坐地铁时,上来一个小乞丐,跟他要钱。学生一摸口袋,里边只有一张大票,他犹豫着:给还是不给呢?想了一阵儿,还是决定给。他把大票递给孩子,一看这么多钱,小乞丐很惊讶,接着跪下,又叩头,又喊谢。见状,学生赶紧扶起小孩,一个要谢,一个不用谢,两人推拉着。下车,出了地铁站,学生一掏兜,手机没了。原来,在刚才的拉扯中,小乞丐把他的手机偷走了。


    学生相当沮丧,精神几乎崩溃。回到家,他把这事跟妈讲了。没想到妈妈却说:孩子,你做得对!人就是做好事,有时也会遇到挫折。下次,咱还给,手机丢了,妈再给你买。


    学生把这事写到了作文里,李家声给的批语是:大善!


    在追求美好上,一个人不进则退,堕落就是从不知不觉中开始的


    高中语文课,李赛印象最深的是李家声讲《离骚》。“感觉讲台上的先生,好像被屈原附体一样,散发出一种人性的光芒,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离骚》是李家声最喜欢的古诗词之一,不知读过多少遍。对好多诗句,有深刻的体悟。因为屈原《涉江》中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之句,有年暑假,他冒着高原反应之苦,特地到了青海格尔木,去直面巍峨雄浑、白雪覆盖的昆仑山,感受着诗中的意境。


    从高中开始,有关屈原的话题,李家声就不断地向学生提及。他不喜欢一进教室就让学生起立,然后“老师好、同学好”再坐下。通常,李家声进了教室,就直奔黑板,唰唰唰地写板书。运笔、顿笔,黑板上出现了几行苍劲有力的大字,一段哲人的名言名句。教室里顿时变得安静起来,学生瞅着黑板,开始思考。这时,李家声点评几句,说说自己的理解,就如同在池溏里扔下几块小石子,学生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你们想不想知道,屈原在你们这个年纪时,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呵?”李家声问学生。


    “想知道!”下面众口一词。


    他一转身,在黑板上默写道:“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这就是屈原在二十多岁时写下的《橘颂》,那时候的屈原,就表达出了要清醒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有才华又不放纵,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人生追求。”


    李家声还告诉他的学生,屈原到后来,相当于做了教育部长,培育了很多人材。可是,在当时楚国的大环境下,他的学生变坏了,这对屈原的打击太大了,他最后投汨罗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屈原当时这样悲伤地说道:“何昔时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写完这两句话,李家声又跟学生大声地解读道:过去那些芳香的草呵,现在都变成了恶草。难道有什么缘故吗?是他们不追求美好的缘故啊!一个人,要终生追求美好,在追求美好上,一个人不进则退,堕落就是从不知不觉中开始的……


    李赛回忆着:先生朗读《离骚》,时而激扬、时而悲愤。他给我们描述屈原与江边老人对话时,感觉屈原就在这里,就站在教室里一样。


    “像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正是追星的年龄,很容易被面相、服饰等表面的美所吸引。但是那会儿,我是把屈原的画像,搁在相框里。我被屈原那种灵魂的美、精神的美,所深深地吸引。”


    “情真有屈原。”这是李家声讲《离骚》时定下的基调。在他动情、传神的讲述中,一个个子高高瘦瘦、穿着长衫,临着风,目光傲然,在江边向前走着的屈原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学生眼前,并永远烙印在了这些年轻学子的心底。


    从灾区回来,李赛到教师办公室去看李家声,师生俩又聊到了《离骚》。李赛告诉李家声,虽然只上了两节课,但课后,他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读《离骚》,375,现在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


    浮躁得来的东西,骗不了学生,肤浅的东西,绝对感染不了人


    “遇到了他,我们才知道原来古诗词,是可以唱的呵!”学生们啧啧称赞。


    吟唱着讲古诗词,是李家声语文课的一大特色。只要一站到讲台,就像演员上场进入角色中一样,李家声全情投入,吟唱时的声音和表情,让听者难忘。


    “第一次见到他,唯一的印象是他的表情很沉静,声音很平和。谁能想到,这个含蓄的老师会在课堂上放歌呢。慢慢地,我们发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平和中有顿挫,平和中有深情。一首首古诗、一个个名句被他方正地写在黑板上,又脉脉地吟出来,教室里一下充满了温润的空气。”


    现在有些语文老师,喜欢网上备课,互联网上,想要哪节课都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大拼盘,内容也相当地丰富。“但是,靠浮躁得来的东西,骗不了学生。肤浅的东西,绝对感染不了人的。”李家声成功的经验是,除了潜心研读体悟内容外,再用真情实感吟唱着讲古诗词,效果会更好。


    “古诗词本来就是要唱的,像宋词,一个词牌,就是一首曲子名,不唱,是体验不出那种情感的。我想让学生知道,古时候的人,是怎样唱的,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领悟其中的神韵。”


    李赛不止一次听过李家声唱岳飞的《满江红》。“每次唱,他都会哭。先生是经历过国家动乱的人,对国家命运的那种深深的关切,让他有感而发地哭,这令我们非常震撼。”


    古音古韵,被李家声略带沧桑的男中音,表达得回味悠长。一茬茬的学生,成了他忘年的知音。


    有一次,一个毕业生回四中为后辈们讲学习方法,讲着讲着,他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哪个班是李家声老师教啊?”坐在下边的一群学生听了,几乎跳起来欢呼:“我们,是我们!”这位学长感慨道:“他爱中国的语言文化,胜于自己的生命。”


    一位后来考上北大的女孩,用生动细腻的文笔,再现出语文课上,李家声吟唱《满江红》时,师生间情感交融的一幕:


    “开始时,我望着他,他微蹙着眉头,凝视着前方,几根发丝微微颤动。但很快,我低下头,不敢再抬起来,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双颊已经红得发烫,眼中的泪水,已经涨到收不回的程度。”


    唱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时,先生已满眼是泪,学生也满眼是泪。歌罢,教室里,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把手拍红了,却都不愿意停下来。就这样,掌声一浪接一浪地响了不知多长时间”。


    在他不断的吟唱中,学生们也渐渐发现,古诗词被唱出来时,变得那么鲜活动人,才真正有了生命。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是李家声特别偏爱的。唱这一首时,他起调很高,并且越来越高,跨度又很大,颇有难度。“但他唱时,从不用假声,可是丝毫不觉勉强,实在令人惊讶。唱这一首时,他声音中的沧桑孤寂,便充满了每字每句。我们有幸聆听了三四次,每次唱完,他都极坚定地说道:‘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愿共勉!’”


    先生爱唱,学生更是爱听。每当提起《卜算子》,李家声会问:“我唱过了吧?”学生都极诚恳、极无辜地看着他,大喊:“没有,没唱过!”并且总有几个狡黠的学生带头鼓起掌来。


    “他便也不再细究,微笑一下,又凝眉唱起来。不过我知道,他是明白的。因为有一次,他说起一个词牌的曲调,也有今人谱成的旋律时,大概正想说自己会唱,这时,在某些同学的带领下,掌声又起来了。他笑了,说道:这次让你们抢先了。举班大悦,老师同学会心一笑。现在想来,微笑又飘上嘴角。唉!那时,是多么惬意幸福啊!”


    “快乐的三年,就这样快而乐地过去了。最后的语文课前,我们想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感情,于是,决定大家齐唱《小放牛》。我们对他说:以前都是您给我们唱,今天我们给您唱。全班起立,齐声高唱。我们看到,他拿出手绢,擦了擦眼角泪水。他说还想听我们唱,我们便由他带着,唱起《卜算子》……”


    我们人类的灾祸,说到底都是人祸。灾祸都是那些野心家,那些不逞之徒造成的


    李家声酷爱读书,且涉猎广泛。他认为教师必须不断地学,课才能常讲常新。他学过文字学,通读过《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熟诵《论语》、《楚辞》及唐诗宋词等,在精研了《诗经》后,他写了一本《诗经全译全评》。


    读《论语》时,李家声最喜欢其中的两句话,他说每次读,内心都有难以名状的感动。这两句是: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说白了,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说很坚硬吗?怎么磨,也不会变薄;不是说很纯白吗?就是放进污水里,也不会染黑。这是在讲人的灵魂和品格。”


    有一次,李家声读《清人笔记》时,看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清代文人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买到了一方砚台,这块砚台太珍贵了,是岳飞的,因为上面写有岳飞的砚铭: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岳飞是把孔子的话,稍加改变,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表达出保持坚强的意志,美好的情操,决不磨薄,决不染黑的信念。”岳飞死后,这方砚台到了谢枋得的手里。谢枋得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与文天祥一起抗元,后来隐居。元统治者让他出来做官,找到他并把他押解进北京,住在法源寺。但是谢枋得不从,最后绝食而死。生前,他把那块珍贵的砚台,送给好友文天祥,文天祥得到这块砚台后,又在上边留下了自己的砚铭: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原来,孔子的这两句话,竟然哺育了三位民族英雄,而我也为这两句话深受震撼,且知道了人生路上要坚定不改、纯洁不变。我的体验与这些英雄们是相合的,这是多么美妙的感受啊!借讲‘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成语,我把这样的真悟,传达给一届届学生。学生所受的震撼虽难言喻,但我感觉到了。直到今天,在给我的贺年卡上,他们最常写的就是这两句话。我知道,他们是在告诉我,一定会这样处世做人。”


    在语文教学中,李家声结合相应文章的讲授,把民族精神、人格情操具体形象化为:情真思屈原、正直司马迁、高洁严子陵、气节有苏武、傲骨是嵇康、正气文天祥。


    “司马迁,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吗?他跟李陵无亲无故,满朝文武谁都不讲真话时,司马迁说了,结果遭受那么大的灾祸。”出于由衷地敬仰和对其命运的慨叹,在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颂读到“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去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一刻,李家声说自己胸中那种悲愤、痛烈、豪壮之情,合聚一起,喷涌而出。或欲哭、欲呐喊,或欲扼腕、欲拍案而起……因为他的激情讲述,学生们才会说,听课时,常常感到如有一股热血,直顶脑门。


    李家声给学生讲严子陵的故事。严子陵是汉光武帝的同学。称帝后,皇上千方百计找到严子陵,请他进宫,两人好到一个床上睡。光武帝让严子陵当宰相,结果他跑了,隐居起来,待在江边钓鱼。


    有学生问:难道他在江边钓钓鱼,就比28位将相高尚?


    “我说是!我们人类的灾祸,说到底都是人祸。灾祸都是那些野心家,那些不逞之徒造成的。只要能出人头地,满足个人私欲,不惜做恶害人,最终,就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我们的社会,最怕的就是这种人。而严子陵拒绝的是多大的名利呵,退隐山野,为世人树立起高尚的榜样。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一颗平和的心,是不会有大苦难的。天灾都是暂时的,人祸才会遗患无穷呵。”


    他反复跟学生讲:只求耕耘,不问收获。重要的是发展自己的能力,多长本事,做更多的事情。一个人的心,要专注在做事上,而不能专注在名利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就是美好社会。那些不逞之徒却是:人人为我,我不为人。


    “有时候,连我也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的。但是,我跟学生们说,我知道什么是不能做、不该做的。假如我们一件丑恶的事也不做,人自然就美好了。我不想给学生终极的东西,不想让他们形成思维定势,不想束缚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成为独立思考者。唯此,才能在纷繁社会中不迷惑、不迷失。”


    谈到李家声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影响,一个正在大学读书的学生说:先生给了我空灵、明净和透亮的灵魂,教我们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做一个铁骨铮铮、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知识分子。先生还说过,做一个知识分子,要真正对这个社会负责,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百姓。我现在选择了一个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学科,就是经济学,承担一种经世济民的使命。


    “先生当年教给我们的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的道德原则,让我明白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甚至需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毁人的教育,就是伪教育


    “我并不是要学生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相反,我告诉孩子们,一定要享受快乐、享受人生。”李家声生活中的享受是两真:一是真情,二是真景。


    同事们认为李家声是一个性情中人。有一回,学校组织外出旅游,在一处风景点,耸立着一棵千年古树。面对这株遒劲的老树,别人忙着拍照留影,而李家声与老树默默相对,良久,他突然冒出一句让人意外的话:“树呵,我真想对你哭!”


    他当时在想:人这一辈子,不过几十年,遇到风风雨雨时,都会感到很艰难,何况这样一棵树呢?历经上千年的岁月,多少风吹日晒,多少霜打雨淋,它一动不动地活了下来,多么不容易!它历览人世沧桑,它所受的磨难,是我们人无法知道的呵。“那一刻,对生命的深深敬畏,让我感慨万端,情不自禁。”他说。


    春天到,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里的海棠怒放着。课堂上,李家声吟诗一首,是苏轼的《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又对学生道,君不见,古人怕海棠花谢了,晚上点着蜡烛也要看它呵。言下之意是,你们快到公园看海棠去。


    四中校园里有桃树、玉兰等植物,花开时节,常见李家声独自一人,立于树下,仰望着一树的绯红,一树的洁白。此情此景,许多师生印象深刻。有个年轻教师,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静对花开的生命》。


    又一年春末,校园里一株楸树花开正浓,李家声惊其美,到了教室,不禁口占一绝:“一树花繁映眼前,惊艳之余赏暄妍,如此美景天赋予,诸君何不下楼看!”学生笑声一片。


    那些当年赏了花的学生,心中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现在,上班开车途中,路边也有很多花,也会看上一眼,觉得漂亮,但不会是以前那样地看了。静下心,停下来,安安静静地欣赏,感受花朵的璀璨,感受阳光的温暖。现在的匆忙一瞥,不会有那种感触。”


    多让学生接触、联想美好的事物,残虐酷杀之事少碰、少描述,对邪恶奸诈少涉及而多加挞伐。“试想,如果一个人,看到一朵花时,会那么喜爱,会被生命的美感动,为之欣喜,他怎么能不敬重生命,怎么会去拿刀杀人,怎么会干出反社会、反人类的事来?”李家声认为教育的最佳状态,就是潜移默化,是润物细无声。


    “我觉得,世间一切美的东西里,都有爱!”这是李赛由此得到的感悟。


    为啥给中学生讲甲骨文?李家声的解释是:我就是要让孩子们看看,咱们的汉字有多么美。年底的一堂课上,李家声在黑板,先是甲骨文,再是小篆,继而楷书,写出几种字体的“年”字,并解释字义,随后附诗一首:“耕耘有获,丰收为年。诸君勉哉,大有欢颜”,然后,笑眯眯地告诉学生,这就是他给大家的贺年片。


    他曾在高二开了一次《汉字与文化》的讲座,学生看题目开始以为挺枯燥的。讲着讲着,李家声猛地抬头,发现窗外天都黑了,一看表,原打算4点半结束的讲座,早已超时。“不讲了,到此打住。”他说。没想到,学生们不干,在底下嚷嚷道:别介别介,您讲吧!“可见,孩子们对咱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喜欢的,关键看你讲些什么,怎么讲。”


    为了准备高考,高三时,基本不再讲新内容。语文课,也是ABCD地反复做习题。李家声不这么做,他说自己不炒冷饭,决不把已经学过的东西再重复一遍。高考复习,好些题到他这里就横住了,不必做!


    “你看看吧,现在的孩子,到了小学六年级什么都不学,为了考中学翻来覆去地做题,甚至拿习题本念,这不是折磨人吗?到了高三,又要整整磨一年。本来是好苗子,能成为人材,可是,通过我们的教育,反而把学生的才气磨没了,兴趣磨没了,创造力磨没了。教育应该是教化、培养人呵,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


    李家声后来终于想明白了:这其实是伪教育!怎样判断是不是伪教育呢?他说就一条:毁人的教育,就是伪教育。


    “现在,有些作业太折磨人了!”所以,他告诉学生,只要你是认真读文章了,读懂了,上课认真听了,什么作业都可以不做。


    高中统练时,每次李家声总会用几节课的时间讲卷子,讲着讲着就“跑题”了。讲到古文的主观题、客观题时,他都会补充很多资料和内容,让学生听得有滋有味。


    班上的一个体育特长生,高考语文考了120多分。毕业时,他伏在李家声的耳朵边上说:“老师,跟您学语文,我一点儿也不吃力。”


    “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真的!”早已毕业的学生,仍念念不忘李家声的语文课。


    “无论是听他吟诵千年绝句,还是看他刚劲飞舞的甲骨文,都是一种享受。对于许多历史人物,我们本是不了解的,自从上了他的课,我会主动去欣赏文言的音韵之美,会主动去欣赏草木的勃勃生气和顽强毅力。”


    “他用自己人格的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我们摸索着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今后的人生中,通过对这种价值观的坚守,构成了自己人生的最大幸福。”


    那天研讨会上,播放的视频里,有个男生的话,让记者印象颇深。他说:文是文样子、人是人样子!先生这两句简简单单的话,我会受用一辈子。


 


 

史铁生:地坛让他获得涅槃

地坛让史铁生获得涅槃


——读《我与地坛》


魏建宽 


 


 



佛祖释迦牟尼在一棵菩提树下获得了顿悟!


郭沫若深情写下《凤凰涅槃》,坚信祖国一定能从苦难中崛起,一如凤凰能在烈火中涅槃新生。


二十一岁的青年,该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该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史铁生却偏偏在二十一岁忽地残废了双腿。没有薪水,没有爱情,只有轮椅,只有孤独。北京城那么大,史铁生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那么小。


史铁生曾在他的《对话四则》中道出了《我与地坛》中没有直接表白的绝望:


 


“比如说,你终于明白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比如说,才只有21岁,你却不能上大学,大学已经预先把你开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的坚强,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要试图成为他们的女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否则说不定她比你还痛苦。你最好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会安全些,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如果你走运你会有一对爱你的父母,会有一些好朋友,但是你经常会在他们脸上看见深深的忧虑,你自然就会想,你活着是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多呢还是麻烦多?是安慰多呢还是愁苦多?这就是绝望。”


 


绝望者特别渴望清晰地看见死神。


史铁生曾几小时、几小时地思考死,甚至想过自杀,死亡像伊甸园的那条蛇,充满诱惑力,不停地向他发出热切而又执著的邀请。


活着还是死去,这真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式的困惑萦绕在史铁生的心中,挥之不去。


谁来拯救这样一个灵魂?


是地坛!是地坛让史铁生获得了涅槃。


 



史铁生俯首向地坛叩问:我是谁?


地坛无语,只是向史铁生敞开她的心怀:你去看吧,你去听吧,你会找到答案的!


于是,史铁生从古殿檐头曾经浮夸的琉璃读到了地坛昔日的金碧辉煌;从门壁上曾经炫耀的朱红上读到了地坛昔日的庄严肃穆;从高墙与玉砌雕栏上读到了地坛昔日的繁华与喧闹。可是今天呢?琉璃剥蚀了,朱红淡褪了,高墙坍圮了,玉砌雕栏散落了。


于是史铁生明白了,世界上任何事物与时间拔河,赢家注定只有一个,那就是永恒!


史铁生那天摇着轮椅失魂落魄地闯进地坛,沿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的太阳,成了史铁生视线中的一个特写。那一个瞬间,史铁生明白了,这就叫永恒;那一个瞬间,史铁生坦言“看到时间,并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地坛当然也没有成为时间的赢家,地坛以四百多年的沧桑告诉史铁生——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只是长短不一罢了!血肉之躯的人更无法与时间抗衡。


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我寻找过我自己”,史铁生迎着落日,回头“看见了自己的身影”,也寻找到了自己。


 


 



史铁生平静多了,继续叩问:为什么命运偏偏将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双腿瘫痪的偏偏是我?难道这是宿命?


希伯莱人其实早就将这个问题参悟,并以约伯为故事主人公写在一本厚厚的书里,这本书叫做《圣经》。


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头羊,三千只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头母驴,并有许多仆婢。撒旦不愧是魔鬼,他挑唆上帝说:约伯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于他,否则看他不咒骂你!上帝想看看是不是这样,便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财产与儿女,但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撒旦又挑唆上帝说:财产与儿女毕竟还是身外之物,不能说明什么,你若伤害他的身体,看看会怎样吧!上帝便又允许撒旦让约伯身染恶病,但约伯仍然没有怨言。


史铁生读过这个故事,也思考过约伯的命运,他将思考写在他的《病隙碎笔》中:“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独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史铁生的话再明白不过了,苦难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苦难必须由一部分人来担当,被苦难降临的人只有接受。


《病隙碎笔》写于1999年,史铁生已经四十八岁了。我不敢肯定闯进地坛的二十一岁的史铁生,当时是否读过约伯的故事,如果没有,那么地坛就是他的启示录了。


与人相比,蜂儿、蚂蚁、瓢虫、鸣蝉,是多么卑微的小昆虫啊!如果它们会埋怨、会诅咒,它们肯定埋怨过千万遍造物主的不公,诅咒过千万遍上帝的偏爱。可是它们没有!


地坛成了他们的乐园:


 


“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


 


在史铁生的眼中,蜜蜂成了杂技表演家,蚂蚁成了罗丹雕刻刀下的思想者,瓢虫成了漆园从容恬淡的老庄,卑微的小生灵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卑微而失去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


还有那滚动聚集在草叶上的露珠,压弯了草叶的露珠,在它“轰然坠地”的瞬间,竟“摔开万道金光”。露珠,人生苦短的意象,曹孟德就曾吟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可即使生命短暂的朝露也能迸发出万道金光。


小昆虫与朝露没能逃脱宿命,但他们没有匍匐在宿命的脚下!


与健全人相比,史铁生的双腿残废,的确也可算是一个宿命。史铁生从小昆虫的世界中得到顿悟:先接受这一个宿命吧,然后再像那些小昆虫一样活得有声有色。


 


 



生存还是毁灭?活着还是自杀?这个问题想通透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着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要面对的!


歌德曾借浮士德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浮士德终生都在与魔鬼靡菲斯特相伴,终生都在与魔鬼的诱惑对抗。


对于怎样活的问题,史铁生这样作答:“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我与地坛》中的史铁生的独白与歌德的《浮士德》的构思何其相似。


史铁生在地坛的一些事物中读到了永恒的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的东西”:


 


“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 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声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我与地坛》第一部分的末尾,史铁生这样写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到那园子里去。”


这段的结尾文字,看似说的是地坛的味道,其实正是史铁生心中的人生的况味。


地坛让史铁生完成了歌德用长篇诗体小说才得以表达的人生感悟。


地坛也让史铁生从绝望的悬崖边上获得了涅槃。


                                        


 


关汉卿: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关汉卿: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魏建宽



 


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他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时隔千年,他的作品仍在国内盛演不衰;斗转星移,属于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换了一套又一套,课文更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关汉卿的《窦娥冤》却始终没有从课本中淡出。


为什么?善良的人们从至善的窦娥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正直的人们从不屈的窦娥身上看到了抗争的力量;嫉恶如仇的人们从窦娥的桩桩誓言的应验中看到了正义的不可战胜;渴望光明的人们从邪恶的最终毁灭里看到了明天的曙光。


 



 


为什么饱读诗书的关汉卿,离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心贴得那么近?


是历史的选择!


说是历史的选择,那是因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族统治者,将儒士彻底遗弃。这样的历史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历史。


唐太宗曾经笑看着那些匍匐在他脚下进士们,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


再读读宋真宗的《劝学诗》吧——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分明是封建帝王在向读书人吆喝,在向读书人做交易——功名富贵全在朕的手中,你们只要读好儒家圣贤之书,你们只要能做到金榜题名然后并为我所用,功名利禄啊都会在前面向你招手,向你微笑。


君王将读书人攥在手心,就意味着稳定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立国基础。封建君王将权力与天下的读书人共享,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在科举中、也在为君王的效力中得到体现。他们这些踏上了仕途的读书人,秉承着儒家的忠义,居庙堂之高固然是鞠躬尽瘁为君王打理江山,即使被贬谪、被流放,身处江湖之远,也仍心系君王。


柳宗元作《捕蛇者说》,虽不无悲悯情怀,但仍对君王心存幻想,否则篇尾怎会满怀期盼地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之”?


白居易赋《琵琶行》,与其说是对琵琶女的同情,倒不如说是白居易的自怜,是忠而见谤、贤而见弃的悲怨。如果不是邂逅相遇,他与琵琶女的心灵距离仍相距遥远。我们即使读他不朽的《卖炭翁》,读出的仍是士大夫居高临下的悲悯。


只有在关汉卿的笔下,我们才可以读到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人们如此绝望的声音——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也只有在关汉卿的笔下,你才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


声声泪,字字血,呼天抢地,痛彻骨髓!


这样的文字,没有半点温柔敦厚,有的只是杀伐之气!


这样的文字,是控诉,是声讨,是檄文,是火山爆发般的冲天怒气的大宣泄,是大绝望之后的大清醒!


为什么这样的文字,只能跳跃在金末元初的关汉卿的笔下,而不会闪现在柳宗元、白居易的纸上?


因为,关汉卿就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底层的人群中的一个!


 



读书人在元代的地位如何?


读明代宋濂编撰的《元史》,你就会找到答案。


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但是,他只相信蒙古弯刀的神功,他只相信蒙古铁骑的神勇,他驰骋大漠,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在他的眼中,文弱的儒士有何价值?


元太宗窝阔台平定中原之后,他的丞相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术选士”的建议,窝阔台虽然当时曾一度动心,但在现实中却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是什么阻力呢?《元史》只以“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做出了解释。


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与丞相等大臣讨论过恢复科举制度一事,但《元史》记载的仍是“而未果行”与“事未施行”。


直至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科举考试才真正实现了,这才有了元代的第一批进士。不过,此时离元太宗入主中原已近一个世纪了!


关汉卿有生之年是否见到了元代科举制度的实施呢?按文学史一般的说法,关汉卿“约生于十三世纪初,卒于十三世纪末”(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由此看来,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根本还没有恢复科举,他是无法参加科举以跻身仕途的。因为,元代统治者,根本就没有给关汉卿这样一条通向功名利禄的阳关大道。


处在元代这样一段以科举求进身之路中断时刻的读书人,那么在干些什么呢?


忽必烈的翰林学士王鹗描述了这些读书人的出路:“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何为“执刀笔以为吏胥”?不就是为衙门官府抄写公文,做个职业写手吗?这样的人,还会有自己的思想?还会有独立的人格?


何为“执仆役以事官僚”?不就是做一条跟随王公大臣摇尾乞怜讨一杯残羹度日的狗吗?这样的人,还会有自己的尊严?还会有自己的明天?


何为“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不就是做个手艺人,或做个小商贩吗?在封建社会,商贾与百工,难道不是贱民之流吗?


元代的儒士,元代的读书人,其社会地位也还偏偏就是处在这样尴尬的地位。


写出过《倩女离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郑光祖,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被人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曾担任过杭州的路吏,深知他这样的失去了科举进身之路的读书人的尴尬。他在《倩女离魂》的舞台说明中,称呼书生与秀才为“细酸”。好一个“细酸”!不就是读书人卑微如草芥吗?不就是迂腐如现代文坛巨匠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流的那类人吗?


“细酸”,多么形象的称谓!读书人竟成了物质贫乏与精神病弱的代名词!


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不同的阶层组成,元朝也不例外。读书人,即人们所说的儒士,在元朝的社会地位竟被排在娼妓之后,仅在乞丐之前——“九儒十丐”。


读孔孟书的儒士们,竟然被挤兑到了社会的边缘!


读《元史》第一百八十卷,你还会读到这样一个情节——


元延年间,元仁宗终于决心实行科举了,也终于想起了孔子的后裔了。一天,他问身边的臣子说:“孔子的后裔现在该是第几代了,是孔子的哪一个孙子承袭爵位啊?”臣子回答说:“还没有确定!”元仁宗于是亲自将孔家的谱牒拿来查看说:“承袭爵位的应该是孔子的五十四代孙孔思晦啊,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于是让孔思晦承袭“衍圣公”的爵位,但官品仍是四品。后来经山东地方大臣的力谏,才升为三品。可叹的是,此刻孔家的祖庙已因兵灾被毁多年,宋代皇帝恩赐给他家的三千亩良田也被地方上的豪门大族欺占了近百年。此刻,因为又有了元仁宗皇帝这把保护伞,得以回归,但世道的沧桑,儒士的遭遇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孔圣人后裔在元代的遭遇,不正是元代读书人命运的缩影吗?


明白了这一历史背景,再读《窦娥冤》,我们就会明白关汉卿为什么那么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因为他自己就属于社会最底层一族。


明白了这一历史背景,再读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你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关汉卿为何与生活在青楼的妓女有着那么亲密的接触。


 



    要了解关汉卿,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得一读再读的。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我是个普天下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是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铜豌豆”作何解?是元代妓院中称呼老狎客的暗语。不是关汉卿不想“致君尧舜上”,不是关汉卿不想“立德、立言、立功”,而是他只能“花中消遣,酒内忘忧”。而且他还真在脂粉堆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他与杂剧演员朱帘秀的传奇故事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他与那些青楼女子的感情是真挚的,虽然他以诙谐玩世的文字来表达;他的艺术才情也是真实的,虽然他以不无自夸的口吻来渲染。他并没有为自己与最底层的那些歌女戏子为伍而感到羞愧,他恰恰以此为荣。因为,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星辰,在地狱中看到了天堂。


时代与历史将一代艺术天才交给了市井,交给了最底层的那个世界,关汉卿也乐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于是他投入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创作出了六十多部戏剧作品。他为他们歌,为他们哭,为他们笑,为他们骂,他以自己的作品成就了自己的不朽。


《元史》的列传上少了一位贤臣,但中国艺术史上却多了一位艺术大师,这是历史的过错,还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幸运?


 



《元史》的确没有为关汉卿留下位置,正史向来是帝王将相的家传。在封建帝王的眼中,关汉卿只不过是一个戏子!


我们还真得感谢一位元朝人钟嗣成,是他将他那个时代的杰出的元曲作家的生平一一为我们作了简单的梳理。钟嗣成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记录——“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虽然只寥寥十三字,但对于后世崇敬关汉卿的读者来说,总还算得上是一个慰藉。


不过,关汉卿也毕竟是元代的关汉卿,他没能与无法跳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


窦娥之冤,是一个千古奇冤!那么由谁为她申冤呢?


关汉卿选择的是她的父亲,是她的金榜题名之后又深得圣上无限信任的父亲,是她的后来升为二品大员巡察州府手握尚方宝剑能先斩后奏的父亲。


戏剧的结尾是大快人心的,张驴儿被千刀万剐而死,赛卢医被发配蛮荒之地充军服苦役,贪婪昏庸的主审太守被杖责永不能被录用。


这样一个大光明的尾巴,的确能告慰窦娥的冤魂,的确给了观众以快感,也的确给了读者以慰藉。不过,我们应该明白,在关汉卿看来,千千万万个含冤的窦娥的最后的救世主还是皇帝。试想,如果窦天章不能中进士,如果忠信廉洁秉公执法的窦天章不能深得君王的重用,谁又能为窦娥申冤?


关汉卿一方面借窦娥的冤魂控诉那个世界“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一方面又希冀由皇权来拯救那个世界,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一个生活在废除了科举的时代的关汉卿,却仍幻想他笔下的正义与天理化身的窦天章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取得大权来消弭这个世界的苦难,这岂不是一个更大的幻想?


那么关汉卿与他的《窦娥冤》的价值在哪里呢?我想,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苦难,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窦娥的故事在重演,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贪赃枉法的现象在继续,这个世界就仍需要千千万万个关汉卿!我们的后代就仍要一代代地传诵《窦娥冤》!


正因为如此,属于关汉卿和他的《窦娥冤》的舞台,永远不会落幕!


                                              2009年4月14初稿


                                              2011年8月9日二稿

大恨大爱的闻一多(另附闻黎明先生的回复)

大恨大爱的闻一多


 



 


大恨,往往形诸笑骂歌哭。


 


“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龙绳武(曾认蒋介石为干爹)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上述文字出自文学大家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一文。历史的现场为上个世纪40年代,文字却是四十多年后的追述。汪曾祺就读西南联大时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四十年了,连先生衣着的颜色都记得那样清晰,这样的文字是值得信任的。汪先生之笔,如太史公之笔,虽寥寥数语,却将闻一多先生在国民党“云南王”龙云的府邸旁若无人,出言无忌痛骂大独裁者蒋介石的情态,描摹得好一个淋漓尽致。


这是闻先生的切齿痛骂,是对千夫所指的大独裁者蒋介石的痛骂。


闻先生会怒骂,也会嘲笑!


不妨读一则朱自清先生的日记。


(1942年10月20参加莘田(罗常培字莘田)、锡余(汤用彤字锡余)、心恒(邵循正字心恒)与柳贻徵晚餐会。安排十四讲,内容为中国历代诗与文学作品。我讲宋诗之思想。晚饭膳食甚好。餐后我们谈及中国书信的敬语,一多一概称之为“虚伪”。如往常一样,我受不了他的一概抹杀,用很谦虚的语调与之争论,谓此种虚伪或有必要。他立即带着傲慢的微笑回答说:他并没有说绝对无此必要。对其极端的说法保持沉默,但认为那不正确。(《朱自清全集》日记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朱自清是闻先生的知音。政治上他们是战友,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西南联大十位教授联名致信蒋介石放弃内战力争和平,十位教授中就有闻一多与朱自清。私交上他们是能以生死相托的知交,闻先生遇刺后,就是朱自清先生将闻先生的遗稿整理结集出版。性情上,他们一位锋芒毕露,一位则内敛温和。闻先生与朱先生的围绕着中国书信的“敬语”之争,其实已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之争,本质上已是一个文化之争。朱先生是一个谦谦君子,雍容大度,与人为善,尽管他对闻先生“一概抹杀”式的断语不以为然,也只是以“保持沉默”以应对闻先生的“傲慢的微笑”。可在闻先生看来,“敬语”则是一份虚伪,是一份“中国式隐忍”。


闻一多曾给自己刻过许多图章,其中有一方是“叛徒”。他为别人题了词,也常盖上这方图章。他曾经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由此足以见出,闻先生“傲慢的微笑”,不仅是对旧文化的傲视,也是对旧世界的无情嘲笑!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闻一多先生曾一度置身学术,极少关心政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云南昆明,闻一多先生随之南下。他曾带领很多学生从湖南步行至昆明,三千里长途,沿路所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国难当头,闻先生怎能再做他的“何妨一下楼主人”?怎能再自我麻醉于他的“一杯酒,一本诗”的诗酒人生?怎能对“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熟视无睹?怎能对“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充耳不闻?《静夜》是诗人20世纪20年代的歌吟,《静夜》又何尝不是20世纪30年代诗人心迹的写照?诗人悲天悯人,《静夜》中的那一句“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正是执教西南联大时的闻先生的内心独白。


诗人在他的象牙塔里再也无法安然了,他走出了个人的天地,于是诗人就这样成了坚定的民主斗士!成了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是诗人,是唯美派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异常苛刻。《七子之歌》他自认为并不能代表他的诗歌成就,从未将他选入诗集,但其中的《澳门之歌》却在他逝世50多年后澳门回归祖国时被谱曲,唱遍了中华大地。


殊不知这首歌曲有着他的《死水》《静夜》一样不朽的艺术魅力,因为《澳门之歌》就是诗人至真至纯的爱国赤诚的最自然最真挚的表白,就是诗人对异族侵略者的愤怒声讨。《澳门之歌》与其说是澳门这个被葡萄牙掠去的儿子向母亲的哭诉,倒不如说是诗人闻一多的椎心泣血的歌哭啊!


 


你可知“MACAO”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诗人已逝,弦歌却不绝,这或许是对闻先生的魂灵的最大安慰。


   



大恨往往源于大爱。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


 


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来,《死水》即写于这一年。人们不解,学成归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闻先生为什么将中国比喻成“一沟绝望的死水”?又为何愤激地断言“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进而绝望地长叹“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让我们截取几个历史的横断面,就能找出答案。


1925515,日本资本家雇佣巡捕,枪杀了顾正红,这一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530,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前往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遭公共租界巡捕镇压,当天开枪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逮捕4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学校共五万多人,于63下午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集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爆发,鲁迅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学生与解散女师大。812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执政府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


19252月孙中山领导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1014革命军攻下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巢穴惠州城。


192511月,浙江军阀孙传芳联合闽、赣、苏、皖等省军阀将奉军驱逐出江苏安徽和淞沪地区。奉系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同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沈阳推进。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郭兵败被杀。


192511月,被冯玉祥将军誉为“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以他主持的《京报》为舆论阵地,并施展他“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的杰出的影响力,劝说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进而又促成了郭松龄与冯玉祥将军的联合。张作霖对邵飘萍仇恨万分,1926年张作霖攻入北京城,悬赏缉拿邵飘萍。1926426,邵飘萍遇害。


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杀人如麻,国内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攫取国家大权干戈不息,像鲁迅先生一类的进步知识分子因反独裁、争民主都身受迫害,信奉自由主义的独立报人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1925年的中国是一个兵连祸结的中国,是一个万马齐喑的中国,是一个异族横行的中国,是一个饿殍遍野的中国。


为什么闻先生在《死水》中有如此的大恨,有如此的愤激之语,因为闻先生对祖国有着大爱!读了先生的激情如火山岩般喷涌而出的诗歌《一句话》,你就会明白闻先生对祖国爱得多么炽烈与深沉。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样说?/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邵飘萍因爱国而横遭祸殃,鲁迅先生因爱国而备受迫害,怀揣一颗“咱们的中国”的爱国之心,反遇灾祸,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但闻先生坚信“咱们的中国”所激发起的爱国之情,所激励起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志,会化作令敌人发抖咋舌的恐惧的力量。


《死水》中有大恨,其实那一份大恨,又何尝不是闻先生对祖国的赤子之爱火山般缄默之后突然如晴天霹雳般的爆响呢?


如果说爱国是闻一多先生大爱的底色,那么爱人民又是这份大爱的自然延伸。


闻一多的《祈祷》也是我百读不厌的诗作,相信也是所有热爱闻先生的读者的最爱。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告诉我那智慧来得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请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霤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麟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谁能告诉我,怎样的人才是中国人?闻一多先生在祈祷!中国人的心底应该有一颗“尧舜的心”,闻一多先生如是说。那么“尧舜的心”又是一颗怎样的心呢?那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仁德之心。


194552晚,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诗歌朗诵晚会,同学们朗诵了许多歌颂抗战反映现实生活的富有战斗性的诗篇。闻一多先生应同学们的热情邀请,也朗诵了一首诗,那就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朱自清先生对闻先生的这次朗诵追忆说:“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艾青的叙事抒情诗《大堰河》,表白的就是对千千万万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挚爱。闻先生没有朗诵别的诗篇,独独选择了艾青的《大堰河》,说明了什么?而且闻先生还朗诵得那么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因为闻先生被《大堰河》中所蕴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强烈地打动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与艾青先生一样有着一颗“尧舜般”的悲天悯人的心。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闻一多先生为什么于《唐诗杂论》中,会那样对杜甫一往情深,会那样对杜甫尊崇不已,会那样倾注心血为杜甫写出洋洋几万言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会以那样诗性的文字写出绝美的散文《杜甫》。这样绝美的文字是不能不品读的:


    “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


 


读了这样的文字,你才会明白,即使置身书斋中的闻先生所钟爱的诗人,为什么也会是关心民生疾苦、脚深深地扎根在苦难的土地上的如杜甫那样的诗人了,因为闻先生爱的就是杜甫“致君尧舜上”的那份悲悯情怀。正因为如此,闻先生在他的《杜甫》一文中才会这样评判:“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


 


也只有理解了闻先生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你才会读懂闻先生的弟子黄秋耘先生的《行吟阁遐想》中的文字: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屈原,我有一种“旷百世而相感”的特别感情。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读《离骚》,每读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时候,总是“唏嘘而不可禁”。不过,我真正理解屈原的精神和《离骚》的真谛,还是在直接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以后。
   
说起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闻一多先生主讲的《楚辞》是我最喜欢的功课之一。闻先生上课是不拘形式的,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他偏偏把课程排到晚间。我还记得,每当华灯初上,或者皓月当头,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步入教室,口里高吟着:“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接着,他就边朗诵,边讲解,边发挥。时而悲歌慷慨,热泪纵横;时而酣畅淋漓,击节赞赏。与其说闻先生是以渊博的学识、翔实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毋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悲悯情怀感动着我们。19351936年间,敌人的铁蹄已经越过了长城。那时候,几千里锦绣河山,几十座繁荣城市,都已经遭受践踏。即使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沦陷的国土上,南瞻北望,又何处不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艰难的岁月跟屈原的时代是多么相像啊!因此,闻先生的孤愤高吟、长歌当哭,就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同感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在闻先生的灵魂里就活着一个屈原,他好像就是屈原的化身。


 


“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读《离骚》,读什么?就是读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爱民的精神。怎样的人才算是真名士,用今人的话来说,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必须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


这就是闻先生的大爱啊!


 



 


真名士,自风流!


《辞海》这样解释“名士”:特指以诗文著称,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人。


闻先生不愧于名士,而且是“真名士”,是体现了大爱与大恨的真名士。


闻先生为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诗集《红烛》《死水》,为学术史留下了《唐诗杂论》《中国文学史稿》《高唐神女传说》《伏羲考》等传世名著,可谓当得起名士的以“诗文著称”。


闻先生“恃才放达”“不拘小节”之事,更是不胜枚举。


1944年,西南联大老教授刘文典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的先人撰写墓志铭,一去即半年不返。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闻先生征得校长梅贻琦的支持将刘文典解聘,王力、朱自清等教授随即为刘文典说情。王力等人说:“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既不看僧面,也不顾佛面,大发雷霆:“难道不当汉奸就可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刘文典被解聘之后,同年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710日西南联大、中法大学、云南大学三校的文法学院的主任、教授讨论《部颁课目表》如何修改。闻一多在会上发了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宓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闻一多)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特异,已由革新合时代云云。又盛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


 


闻一多先生痛斥刘文典且不说,竟然直言不讳一箭双雕兼骂兄弟学校,中国人所褒扬的谦恭礼让闻先生全置之不顾。他出言无忌,犹如不被甲胄的斗士,不设防的城池,其特立独行不拘小节由此足见一斑。


对于“刘文典事件”,闻先生表现出的“狷狂”,连他的至交朱自清先生也感到难以理解。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多痛骂刘叔雅先生(即刘文典),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尽管闻的责骂对于一个同事来说太过分了。他还说他不愿意再为他人服务,意思是在暗讥我的妥协脾气。”在温文儒雅的朱先生看来,闻一多先生的确太“傲慢”“太过分”了。中国人以含蓄为美,以儒雅为美,以谦恭为美,闻先生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也无怪乎闻一多先生会给自己刻上一方“叛徒”的私章。


闻先生在为人上似乎不近“情”,但处事上却合乎“理”。正因为如此,在闻先生看来,一个西南联大的教授为了土司的银币竟然可以擅自离职半年,去为土司的先人撰写墓志铭,去为那些曾鱼肉百姓的亡灵歌功颂德,那么一个“士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西南联大是国难当头时中国文化、中国科学留下的火种啊,一个个西南联大的教授就该是一个个播火者啊,一个个西南联大的教授就应该是站在那个时代罡风苦雨中的一座座雕塑啊,怎能见利而忘记自己的大担当、大职守呢?或许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朱自清先生也不得不说“刘是自作自受”。


其实刘文典教授也算得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为土司做墓志铭这件事上他没能做到“贫贱不能移”,但历史上的刘文典还是展露过“威武不能屈”的风骨的。今人徐百柯在其《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刘文典先生看重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品节,恃才傲视大独裁者。闻一多先生解聘刘文典也正是因为刘文典在为土司做寿文之事上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所以才毫不留情地将刘文典解聘。


“士”看重自己的品节犹如看重自己的脸。闻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生活又何尝不艰难,他有五个未成年的子女须他抚养,又加上战时物价飞涨,闻先生一度也曾于课余治印卖钱贴补家用。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之一——国民党云南代主席李宗璜附庸风雅,曾许以优厚的润例请闻一多先生刻印,闻先生断然拒绝。


闻一多先生之所以将“真名士”理解为“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就是说一个“真名士”心中一定要有“大爱”,有屈原那样的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心,如果只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恃才傲物”“不拘小节”,是绝对称不上“真名士”的!


闻先生没有林和靖“梅妻鹤子”超脱现实的那股名士气,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避现实的那股名士气。闻先生有的是苏东坡那样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俊逸之气,有的是杜樊川那样的“千首诗轻万户侯”的傲岸之气,有的是祢衡击鼓骂曹那样的狷介之气,有的是荆轲让风云变色、江河生寒的豪侠之气。


无怪乎闻先生会如此饱含深情礼赞祢衡:


 


    猖狂的鼓声在庭中嘶吼/主人的羞恼哽塞咽喉/主人将唤起威风,呕出怒火/谁知又一阵鼓声扑上心头/把他的怒火扑灭在心头/叮东,叮东/这鼓声与众不同——/象鱼龙走峡/象兵甲交锋/这鼓声与众不同/叮东,叮东/不同,与众不同/不同,与众不同!


堂下的鼓声忽地笑个不止/堂上的主人只是坐着发痴/洋洋的笑声洒落在四筵/鼓声笑破了奸雄的胆子/鼓声又笑破了主人的胆子/叮东,叮东/这鼓声与众不同——/席上的主人/一动也不动/这鼓手与众不同/叮东,叮东/定当与众不同/定当与众不同!
   
白日的残辉绕过了雕楹/丹墀上没有了双双的桐影/无聊的宾客坐满了西厢/高堂上呆坐着他们的主人/高堂上坐着丧气的主人/叮东,叮东/这鼓手与众不同——/惩斥了国贼/庭辱了枭雄/这鼓手与众不同/叮东,叮东/真个与众不同/真个与众不同!


 


这是闻一多先生发表于1925310日《小说月报》上的长诗《渔阳曲》中最后三节。 祢衡佯狂击鼓骂曹,“惩斥了国贼,庭辱了枭雄”,最后被曹操借黄祖之手而加害。祢衡的身上有着一股哪怕玉石俱焚、哪怕杀身也要成仁的英杰之气,闻一多先生那名垂千古的《最后一次讲演》又何尝不是闻一多版的“击鼓骂蒋”呢?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闻一多先生为什么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会拍案而起,会厉声质问“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会无情地斥骂“某集团”杀害李公朴先生是“无耻”,会断言“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会大胆地将蒋介石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会预言“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闻先生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就是荆轲的血啊!闻先生胸膛里跳动的就是尧舜的心啊!这就是大恨大爱的闻先生啊!


只可惜闻先生的“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真的成了谶语,只可叹闻先生“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也成了谶语!这倒让我想起了谭嗣同的那句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人?谭嗣同、闻一多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值此闻先生殉难六十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大恨大爱的闻先生。


                                          2007年7月12


 


附文:


文字表达的快乐往往是难以言说的,而写出的文字被肯定的那份喜悦更是无法形容。我清晰地记得写完《大恨大爱的闻一多》一文时,正是今年的713日。715日就是闻一多先生的忌日,我试着给闻一多先生的长孙闻黎明先生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令我惊喜的是,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的闻黎明先生,第二天就给了我回复,而且当时闻黎明先生正在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他是于百忙中挤出时间做的回复。


现节录闻黎明教授回复中的部分内容于此:


“很高兴与你相识。读了你的大作,深感你读了不少闻一多的作品,所以能走进闻一多的内心世界,能理解他那个性鲜明的言行。我想,闻一多之所以在离开我们六十年之后,还能这样鲜活地留在人们心里,大概就是由于时间长河并没有阻断隔世的共鸣吧。你的文章写到闻一多笔下的祢衡,其实你也在用闻一多欣赏祢衡的眼光,来对待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