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的“斯德哥尔摩症”(第一、二部分)


衡水中学学生的“斯德哥尔摩症”(第一、二部分)


上饶中学 魏建宽


 


 


一、被誉为河北省“第二监狱”的衡水中学的毕业生如是说


 


读北京大学郑也夫先生编著的《科场现形记》(中信出版社20141月第1版),百感交集!中国教育的万千病态,一一现于眼前,这一个个中国教育“病理标本”,让身处教育圈中对这些教育痼疾司空见惯的我,也不禁为之感到惊悚。而书中那篇《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更是让我联想起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今天我且先摘引出郑也夫先生的学生智楠(北大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所撰写的教育现状社会调查报告——《学生眼中的“衡水中学”》一文中的一些文字,这些摘引的文字均是智楠的采访笔录,采访对象全毕业于河北衡水中学,这些采访对象高中毕业均已考入北大或清华。


王同学回忆说自己曾经亲眼在食堂见过一个同学从一边的门进去,买了午饭开始吃,走到另一边的门口吃完,扔掉盘子,回宿舍休息。下午145分起床,虽然25分才开始上课,但是一般查迟到是从151152开始的。950下晚自习,但是950是没有同学会离开的,大家基本上都是10左右才会走,107分必须要进宿舍,1010分必须要躺在床上。(《科场现形记》第205页)(王同学:女,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北大)


王同学说:“比如晚自习不能抬头,抬头算自习纪律。自习课不能站起。我是上课转笔,就连着两周都记我自习纪律,然后班主任就恼了。因为会拖班级后腿。”(《科场现形记》第206页)


不仅学生的学习生活要严格遵守学校的要求,老师的教学任务也受到学校的限制。衡中的授课方式与其他学校有所不同。一般用半节课的时间来讲新内容,另外的半节课来讲晚自习的卷子。课堂是“一言堂”的形式,老师并不与学生有太多的互动,因为互动会占用太多宝贵的课堂时间。(《科场现形记》第207页)


即使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衡水中学仍然坚持一项看似为了锻炼学生身体的活动——跑操。事实上,早操的功能并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杨同学提到过,他的班主任要求他们班的同学536分就必须到操场,但是545早操才开始,这中间的时间干什么吗?(《科场现形记》第207页)(杨同学:男,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理科生,通过数学竞赛被保送到北大)


“我们跑操前要拿小本背书。我上初三的时候,来衡中观摩过一次,就看到那些拿小本的,都觉得他们是傻子,等到自己来了衡中才发现,不拿小本反而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现象。其实说实话,我拿小本读,其实就是读,也没过脑子。但是吧,在衡中那么紧张的地方,跑操前有10分钟的时间,啥都不干觉得怪浪费的,怪可惜的,所以其实也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吧,觉得自己还是在学习,挺刻苦的。”(刘同学:女,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文科生,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科场现形记》第207页)


在跑操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是不用读小本子的,但是要大声喊出班级口号,这有点类似于军训时喊的口号,刘同学至今还记得她当时喊的是“未名湖边,博雅塔下,305班,北大同班”,跑操在这种情境下,早已超出了纯粹锻炼身体的范围,而演变成了一种仪式和自我情绪的发泄。(《科场现形记》第208页)


 


在这样一种高压的环境下,人们通常的想象都是泯灭人性的,老师是高高在上的,是打压学生的。但是在访谈中访谈对象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对老师的理解。“他们管我们很严不是他们主观想管,而是因为学校的制度很严,而且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管着我们、压迫着我们,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他们要比我们起得更早,他们要去操场上等着我们。”(王同学)(《科场现形记》第208页)


但是何天白同学在访谈中表示了对衡中老师的担忧。他提到,现在衡中老师的流动性很大,因为条件确实非常艰苦。衡中一般对于跳槽的老师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会给跳槽的老师设置许多门槛,在老师没有违反合同的情况下不放人。当老师也是需要挑战和自我满足的,衡中的老师年复一年都干几乎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变本加厉,所以老师跳槽也是很正常的的,我想如果衡中可以对这种事更大度一点,或许会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科场现形记》第209页)(何天白: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文科生,通过保送生考试进入北大,小说《重点中学》的作者)


 


在衡中里,学生的交际圈是比较小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一方面这可能使远离家的学生失去了友情这样的感情寄托,但是另一方面,这大大降低了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并没有冲突的契机和时间。(《科场现形记》第210页)


 


 


学生对“衡水模式”的抗争与认同


在访谈中,访谈对象都表示对衡中的制度确实十分严格,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也确实类似于军事化管理。但是与外界报道不同的是,他们内心其实都比较认同这种制度,有的甚至可以说非常认同。


“其实我内心还是蛮认同的。我觉得比较像认知失调理论,既然我在里面没有什么快乐的回忆,那我不如就认同这种痛苦的经历好了。可能也是因为我高考最后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会比较认同这种制度。大部分同学都还是很认同的,我从来没有遇到人说衡中是一无所长的,是完全不可取的。其实衡中教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抗压能力。所以现在我遇到一些事都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舍友就会觉得好多事情都扛不下来,我觉得这也是衡中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吧。”(王同学)


刘同学是沧州人,她在沧州的时候成绩很好,可以说是被衡中的招生老师“挖”过去的。但是刚到衡中的时候,她并不能适应衡中这种高强度和高密度的学习生活方式。于是她抓紧一切可以休息的时间来让自己过得放松一点。每次下课铃一响,她总是第一个从教室里出去,回宿舍享受生活。“最开始我还泡脚,我还换睡衣。后来我睡觉连衣服都不脱,冬天也不盖被子,就盖羽绒服睡觉,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袜子。我几乎三年睡觉都没有脱过衣服,在衡中这样的也不是少数。”(刘同学)


第一次的模考之后,刘同学的成绩在全年级1000多名,用她的话说,“见了招生老师都绕着走,开家长会都不见爸妈,太丢人了”。“其实我觉得衡中的好多制度学生也是很认可的。就说晚上950下晚自习吧,其实好多学生都会待到102分、3分才往宿舍跑。制度很严格,但是学生会比制度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就拿我们文科班来说吧,我们会比制度更苛刻自己。而且像中午有人12点半还不去吃饭,老师就会来催你让你去吃饭。其实我们文科班真的是比制度还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对于规则,我觉得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并不是处于上风的,所以我没有说不的权利。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我没得选,我只能好好学习。所以我也没有抱怨规则什么的,我还要比规则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刘同学)


马同学则从另一个角度去阐述了他对于这样一种制度的认同。


“严格这个事嘛,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严师出高徒,严格的纪律才有时间的保障。你没有时间,效率再高也是零。反正你都进来了,也回不了家,外面都有围墙、铁丝网、玻璃碴,门外还有守卫,你要是硬闯就打人,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也进不来,你只能好好学,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高中三年,每个月光接送就要一千多块钱,就算不回家,在衡水当地住的话,开销也不小。我们家里都是工薪阶级,都是靠工资过的,这负担说实话挺大的。所以说,你到了衡中,你不好意思也没脸不好好学习。我觉得如果考不好的话没脸,也对不起父母。反正就是保送之后吧,我也是特别高兴,倒不是说觉得自己学习上有多高的造诣,就是觉得出了一口气,这两年半的罪没白受。你想当时赶上禽流感、奥运我们都不放假,因为要学数学。后来我保送了回家,就看那个衡中的视频,《相信自己》,看着看着我就哭了。以前都是想逃离学校这个牢笼,但是有一天突然告诉你保送了,你回家了,想起来可能再也回不去那个地方了,说实话,挺怀念的,觉得两年半的努力没白费。它没有折磨我,我觉得这是人生第一次,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达到了一个目标。


不能否认,这种模式给马同学带来的成就感是不可忽视的,正是这样一种成就感让他可以从心底认同这个制度。虽然这其中确实有许多苦楚,也有许多外人看不明白的疯狂和艰辛,但是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会送他去衡中学习


但是在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之前,可能每个学生都会对这种制度存疑。它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实现自己的目标?我这样“虐待”自己是否真的有用?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王同学就曾经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有想过要去挑战它,但是代价太大了,我仔细权衡了一下,挑战它一时的快感,可能我要浪费时间写检查,回家反思,落下的课还是自己的。像轻一点的处罚就是写检查之类的,停一两节课。严重的就是回家反思,几天到几周不等,等你回来的时候,落下的课是很难补的。


最终她还是放弃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来衡中的目的,她并不想因为挑战一时的快感而失去学习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衡中学生的选择。在抗争与认同面前,他们选择了认同,因为他们无法去撼动整个体制,与其这样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倒不如认同“衡水模式”,至少它能给你一个还算不错的结果,因为高考不过是那三招两式


何天白同学对比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自己在衡中就读的时候,比较认同衡中制度,但是当自己走出衡中校门再反思自己度过的三年,发现自己反而不像以前那样认同了。其实我很担心衡中的未来,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做了,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从前的基础上再不断地加压,可能学生不能反抗些什么,因为已经进来了。但是老师的流动会非常大,许多年轻的老师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看到头了一样,他们的事就是不断地重复。因为我写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好多人也知道了我,在人人网加我。但是我看到那些师弟师妹发的评论,觉得他们的许多看法我都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我觉得教育应该是一种“化”的过程,它需要教会你许多准则,也需要交给你不单一的价值判断,但是衡中没有做到这一点。(“学生对‘衡水模式’的抗争与认同”是《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中的独立一章,我完整地一字不漏地用五笔字形输入法录出,见《科场现形记》第210-212页。)


 


   


 


 


二、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文章实在太多,我最欣赏、觉得写得极有见地的当数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周兴维先生的《难以康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见2006810日《中国证券报》)。文章由近及远,由果探因,由个人性情言及整个国民性格,由个体命忧及国家未来,让人忍不住掩卷陷入沉思!


我怕摘引会让人生出断段取义之嫌,也担心将一串美丽的珠玉项链变成一地碎玉,因此完整地将文章推荐于下——


 


难以康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周兴维/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曾经写出惊世骇俗《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 1957年百花齐放时,因为放了一下,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丁玲却对把她打成右派的领导韦广祯非但没有微辞,反而主动、积极地为其辩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丁玲对那些与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言辞激进,比那个左派领导还要左。


有人就想:丁玲一定是被逼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郭沫若在 十年动乱期间出过一本《李白与杜甫》。这本郭老一生最后的文学评论专著,结果是毁了他一世声名。面对文化大革命红潮,郭老曾宣称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只配付之一炬。读过《天上的街市》、《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如我辈者,岂能不大跌眼镜?


  有人又想:郭老也一定是被逼的。但事实是,他也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何以至此?说白了,也就那末回事:求生的本能、自保的意识。


  重压之下无反弹,还说重压舒坦,甚至舒坦得很;扭曲之下无反转,反说扭曲舒张,甚至舒张得很。由此,我们似乎也可观察到此间人(哪怕是名人、伟人)的复杂性、两面性———其实岂止此间人,外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19738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一边狂扫乱射一边高喊Party(晚会)开始了。几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6天后,警察终于靠近了她们,但这几位女职员却拒绝营救,还声言警方可能加害于她们。为什么?几天后,随着人质的获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这段时间里,劫匪除了威胁她们外,还让她们深信:她们随时都可能被枪毙。但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下,劫匪并没有伤害她们,也没开枪,还给她们水和食物,结果令这些女职员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担心起外界的营救会坏事。所以她们被营救出来后,人们根本听不到她们对劫匪的控诉,相反的,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我已经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位女士忙着在国际间筹款,为一个劫匪建立辩护基金。被劫持者居然认同劫持者,还为劫持者鸣冤叫屈、提供帮助,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之后,一种被确认了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识在生命受到极端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但却未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说,一个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还需一定的条件:


  第一,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随时都可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这个施力的人。


  第二,这个施力者会施予你各种小恩小惠,特别是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让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镇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宠,忽东悠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都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铁血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乎众生的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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