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思成传》,为傅斯年的一封信感慨不已!


读《梁思成传》,为傅斯年的一封信感慨不已!


 


近日读窦忠如先生所著《梁思成传》,为傅斯年先生的一封信感慨不已!民国时代的文人风度由此可见!传记中相关文字如下——


 


梁家到达李庄刚刚安顿下来不久,不仅林徽因因为旅途劳累导致肺结核复发,且病势来得极为凶猛,自此在李庄一直卧病在床达五年之久,其它的不幸也接踵而至。对此,梁再冰后来回忆说: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40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病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她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的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以上文字见窦忠如著《梁思成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3页)


三叔到李庄后肺病也复发了,病情同母亲非常相似。父亲对兄弟和妻子的病都爱莫能助。他自己的体质也明显地下降,虽然才四十多岁,背已经驼得很厉害,精力也大不如前了。


1941年春天,正当母亲病重时,三舅林恒(空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外婆和母亲后来得知都为此伤痛不已。三舅的后事是父亲在重庆时瞒着母亲到成都去办理的。


后来,又传来了天津涨大水的消息。营造学社的一批无法带到后方的图片资料当时寄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中,涨水后全部被淹毁,这是父母和学社成员多年心血的积累,所以父亲和母亲闻讯后几乎痛哭失声。


尽管贫病交加,挫折一个接一个,但父母亲并不悲观气馁,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此时常教我读些唐书,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沾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父亲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他仍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有一次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母亲不发烧时也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父亲作写《中国建筑史》的准备。她睡的小小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文书籍。(以上文字见窦忠如著《梁思成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4页)


对于梁家如此悲惨境况和梁氏夫妇顽强的治学精神,作为梁家好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很是同情和感佩,他似乎责无旁贷要帮助梁家渡过这一难关,因为这时身为中国营造学社社长的梁思成已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国营造学社也纳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编制。为了解决梁家的这种困境,傅斯年于公元1942418日向时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好友朱家骅(字骝先)写信请求予以帮助,他在信中详细地写道: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即蔡锷将军)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笔者注;在君是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字)。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笔者注: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指蒋介石)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两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笔者注:是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字),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对于傅斯年的真诚帮助,林徽因则感到很是不安,她在病中回信表达了这种不安的感激:
  孟真(笔者注:是傅斯年的字)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以上文字见窦忠如著《梁思成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4-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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